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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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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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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车，是乌兰察布草原新的物质文化标志。并且在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已发掘的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的以动物文饰为特色的随葬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武器、车马器及随身装饰品。这些墓葬还有大量的以草食动物马、牛、羊为主的殉牲。[28]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带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常发现的猪，此时几乎消失在墓葬遗存中。而且，这些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物品。随葬的陶器也非常少。武器与马具是相当普遍的随葬品，主要有短剑、刀、镞，及可能为武器的鹤嘴斧。马具有马衔、马镳、节约等。[29]
根据这些考古遗存，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已生活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生活中。主要证据如下：首先，文化遗存大多出于墓葬，而绝少发现居住遗址；其次，墓葬中多有马、羊骨随葬，除饮牛沟发现一具猪骨随葬外，其它墓葬中都不见猪骨；再次，可被用于翻土的铲，及收割谷物用的长方形带孔石刀，以及加工谷物的工具如杵、臼，几乎从考古遗存中消失。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述的汉初匈奴人的经济生活相符。而肉、乳与乳制品已成为匈奴人的主食。[30]
位于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其第一段属于龙山晚期的遗存，当时的人群过着定居农业生活。第五段遗存出现青铜器容器鼎、爵等，以及铜刀、铜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器物。从朱开沟遗址第一至第五段的遗存来看，可以发现如下现象：第一至第三段在经济类型上无重大差别，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筑方式以及随葬的猪骨等可知，当时的人群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到了第三段时，殉葬的家畜以及细石器有显著的增加，并出现骨柄石刃刀这样精致的切割工具，这意味着当时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特别是由第三段开始，许多墓葬中有大量的羊下颚骨。从第三段起开始使用青铜器，但铜器主要不是用于农业生产上，而是起初用来制造小型工具和作为随身装饰品，在第五段时则用来制作武器。从第五段墓葬中发现的铜兵器来看，当时人群团体的冲突逐渐扩大，应付战争已成为社会机能之一。[31]
与朱开沟晚期文化面貌类似的考古遗存还有陕北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除该遗址外，在山西柳林高红、陕西绥德薛家渠，以及延川、洛川等地也都发现该文化的遗址。有些考古学家称这种广泛分布于陕北与晋西北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为“李家崖文化”或者“鬼方文化”[32]。
李家崖文化在经济类型上可能是以农业与畜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生产工具中有铜制的斧、锛，石器有刀、斧，玉器有铲、刀、斧，骨器有铲，皆显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李家崖古城遗址中还发现有马、牛、羊、猪、犬、鹿的骨骼。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出土的兽骨据称是以牛、羊骨最多[33]。
四、混合经济到游牧经济的转变
导致从农牧业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原因是复合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游牧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王明珂以大量考古学上的证据，论证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影响，全新世以来，这一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呈逐渐形成及加强的趋势。而气象上的变化导致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缺少水资源或水资源不稳定常是游牧流行地区的主要环境特征，中国北方的游牧地区也不例外。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气候逐渐变得干旱，从而使农业生产受到挫折，造成人们在经济上增加了对畜牧业或狩猎的依赖。在公元前2500年后的晚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生态环境似乎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这很可能是气候上逐渐干旱化造成的结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游牧化与气象上的干旱期来临常常相对应。气象因素曾被用来解释西奈半岛Negev地区古人群由狩猎采集转变为游牧的原因之一。三千年前东非雨型的改变也被认为是造成当地游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4]
其次，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早期游牧人群是以马、牛、羊为主的专业化游牧（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人群。因此，马、牛、羊的驯养史与游牧的出现密切相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出的农牧业兼营的混合经济为游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从动物遗存以及出土器物上的动物形象来看，除了当地原有的家畜猪、狗、牛、羊外，也出现了驯养的马。李家崖古城遗址中的动物遗骸有马、牛、羊、猪、狗、鹿。因为有车马器的出土，无疑在鬼方文化中已有驯养的马了。
已有学者指出，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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