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又云“察天道以化民气”，这说明当时儒家已经根据《易》来建构“天人之学”。《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可证“阴阳”是儒家所发挥之易学的重要范畴。从郭店楚简看，“阴阳”在道家文献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简本《老子》中无“万物负阴而抱阳”，在《太一生水》中“阴阳”的位置在“太一”、“水”、“天地”和“神明”以下。那么，“阴阳”在《庄子》书中位置的提升是否为受到儒家易学思想影响的反映呢？

《庄子·天运》篇载有一则孔老对话的寓言：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君……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

这段对话说孔子求道于“度数”、“阴阳”，于是引来老子的一番教训，似正说明了当时儒家对“阴阳”的重视（《易传·系辞》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道家看待“阴阳”——正如其看待“通天下一气耳”一样——认为是“终不近道”的。

《庄子》书中虽然重视“阴阳”或“气”，但大多不作为最终的肯定性命题，《知北游》中的“通天下一气耳”是一例。《人间世》虽然说了“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但随后便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的目的是为了得“道”。《大宗师》虽然说了“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但在此之前已有“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此句中的“造物者”，司马彪《注》云“造物者为道”。《田子方》中老聃在讲到“吾游心于物之初”时虽然说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句有《易》泰卦之义，成《疏》：“肃肃，阴气寒也；赫赫，阳气热也；近阴中之阳，阳中之阴，言其交泰也”），但在此句之前有“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郭象《注》云“试议阴阳以拟向之无形耳，未之敢必”，成《疏》亦云“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详，试为汝议论阴阳，将拟议大道，虽即仿象，未即是真矣”。《庄子》书中对“阴阳”或“气”的重视，大多为“拟议”“仿象”之辞，较为正面的表述则是《则阳》篇所说的“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似可说，《庄子》书中的气论思想大多带有“反命题”的性质；那么“正命题”若不是来自《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是否就来自儒家的易学呢？

《知北游》篇云：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成《疏》：“气聚而有其形，气散而归于无形也”），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成《疏》：“夫从无形生形，从有形复无形质，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间近事，非诣理至人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

这段话又是对于气论思想“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的“反命题”。另应注意的是，这段话指出了气聚而有形、气散复归于无形的思想在当时已是“人之所同知也”，“众人之所同论也”，道家对此已不屑于“所务”，而更强调“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道不可闻”。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庄子》书中的气论思想，并非道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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