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日本的爱恨情结，使得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都难以下笔，而且不容易被平情看待，总觉得在字面之后，应该还有潜在的动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全然子虚乌有，譬如一些杰出的汉学家就将他们的研究与日本对华的政策联系起来。内藤湖南与白鸟库吉是两个好例子。

　　内藤湖南的著作中曾表示，中国的问题太多，内部已经腐烂不堪，早已不再有自生自发、复兴自己的能力，因此必须借着日本的帮助或引导（甚至是武力介入），才可能使中国再生。内藤后来参加了满洲国，他的一生似乎体现了善意与扩张主义复杂的夹缠与掩饰。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这两位学者倾向于贬损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这样的作法仍然支持了日本的扩张主义。而以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著名的实藤惠秀，一度也有透过追索近代中国的日本因素来支持日本侵略的倾向1。在这里，我想尽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做得到）摆脱这些偏见来探讨戊戌前后中国思想资源之变化与日本的关系。

　　以「思想资源」这一点来看，宽泛一点说来，清末民初已经进入「世界在中国」（郭颖颐语）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充填传统躯壳，或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最后取代传统思想的地位。

　　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但无论如何，人们是透过它们在想事情。

　　弄清楚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版图、轮廓与内容非常不容易。在「思想资源」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秀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或许也解释了为甚么传统士人在面对危机或是面临重大转折时，一再想象的解决办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可以作为代表。顾炎武把「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等同起来，黄宗羲认为不读经书则不能为「大家」等等。这种现象背后当然还有「崇古」等其它更为复杂的因素，但是传统中国「思想资源」的限制必定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心态不只表现在对某些具体事情的看法上，同时亦形成一种普遍的态度，使得传统士人一旦眼前无路，便想回到上古三代，因为眼前少有其它更具说服力的「思想资源」供其选择了。

　　大量流入近代中国的西方及日本的知识，是继佛学进入中国后另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资源」的变动，人们的「概念工具」大变，所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的凭借也不同了。

　　洋务运动以后译介西洋书籍的风潮已经开始，而且它与晚明翻译西书有所不同，因为晚明所译西书在当时广大士大夫圈中只占边缘性位置。但清季西学进入中国时，后面跟着洋人的枪炮，所以它的说服性很强，反对它们的人固然所在多有，但整体而言，西学逐步取得读书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这一批新书籍，康有为也不会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建构他在戊戌以前的思想2。然而，诚如梁启超1897年在〈大同译书局条例〉中说：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机构，在三十年间译书不过百种。甲午战败后，来自日本的思想观念及书籍，其规模远大于前者，尤其重要的是，大量西书透过日本的翻译再转译为中文，这等于是经过日本的选择与咀嚼后才放入中国的口中。

　　一

　　「思想」没有翅膀。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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