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文评与书评

【正 文】
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教授的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以下简称《史事考》）。我对于戊戌变法史只略知皮毛，当然不能对书中的诸多学术观点妄加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拜读之后，确也产生了不少联想——想到了近些年所看到的一些来稿和论著。故此文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园地中，戊戌变法绝对说不上是处女地。远的不说，近五六十年来，先是作为“三大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是作为近代化“四个阶梯”的一级，被众多专家反复耕耘，只是这几年似乎有些冷。我主观揣测，这种“冷”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试想，研究者“无惑”，又焉能热得起来？于是，人们就经常能看到一些边边角角、偏而又偏的题目，读起来颇感“食”之无味（那些“小题大做”，从小题目中开发出大意义的文章除外）。但茅教授竟写成一本洋洋52万言之大著，而且在我看来，提出并解决了许多有深度的学术问题。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就学术研究而言，拓荒固然是一条途径，但精耕熟地更可能高产。就是说，新题目容易做出新意，但也容易“浅”；而做老题目，虽说不易出新，可一旦做出来了，有时会很“深”，能揭示一般人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史事考》所提及的研究论著甚多，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成果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茅教授严谨的学风。他说：“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第162页）这是实话，但“往上爬”三字也并非可以轻易做到。《史事考》在涉及前人研究时，不但介绍论点，而且列出论据，甚至分析其论证的“理路”，即是在什么样的范式或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看出论点、论据均非难事，而看出论证理路却并不容易，因为原作者往往并不明言（甚至其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近年来史学界提倡学术规范，但相当一部分论著只是粗略地提到已有观点，连其论据尚未涉及，何论理路！在我看来，这个理路才真正是“先进者的肩膀”，如果连肩膀也没有看到，又怎么往上爬呢？走笔至此，我想说明一下，下文提到的戊戌变法研究，对于哪些是前人的贡献，哪些是茅教授的新贡献，在《史事考》中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我为了行文的方便，尽归于茅教授名下，祈读者鉴谅。另外，《史事考》在做出判断时用词严谨，极有分寸，而我在转述时很可能未体会出茅教授的深意，将只有七分把握的猜测说成有十分把握的断言。所以如果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要读《史事考》。

　　　　一

《史事考》对史料极为重视，而对档案的重视又远过于私家著述或野史。关于私家著述，史学界有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所见”指作者系当事人或目击者，“所闻”指同时代人的记载，“所传闻”当然就是后人做的了。史料价值随时间距离的拉长而趋低，但即使是当事人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如有些宫闱秘史，作为外人的野史的作者，写出来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何以知之？因此对私家著述，纵使合情合理也不可遽信。《史事考》第51-56页考察的“荣禄调兵”一事可作范例。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将之由按察使晋升为候补侍郎；初三日，康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并派谭嗣同去袁处商谈此事；同日，荣连发三电给总署，称英俄将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并调动聂士成军，又电令袁马上回天津，“整备听调”。实际上，英俄将开战、英舰泊大沽全是假的。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苏继祖、赵炳麟皆称，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遂造此谣，并准备以武力制袁。荣谎报军情、调兵、令袁回津事实俱在，时间、事理均合；康、梁等人即使不算当事人，至少也比一般的“时人”更了解内情；四人立场不同，分别记述，而皆称荣禄造谣。有了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自属顺理成章，但先是黄彰健，后是茅海建却不满足于此。《史事考》首先在时间上做文章，认为荣禄在得到袁晋升消息的同一天与其部属（聂士成等）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盛京将军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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