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阿、上海道蔡钧都有类似电报，即使荣能够控制其部属，从事理上讲也无力控制依、蔡二人；荣一边造谣，一边又要求总署以此谣言诘问英国公使，这在情理上不通；荣若造谣，便不会随即派员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更何况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乡闲居的杨度就信以为真，连康有为本人也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之作为论据。故而结论便是：“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
如果是研究观念史、思想史，野史恰可作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文学作品亦有其用。不仅如此，即便是做政治史研究，私家著述亦有其用，如可作为补充证据，也可作为推断历史真相的线索。特别是研究者可以将档案与各种野史结合起来，或相互印证，或依据档案，“纠正私家著述中没有根据的种种描写”（第137页）。梁启超曾说，光绪帝在八月初有过“引袁以自卫”（即凭藉袁世凯的兵力来对抗慈禧太后）的打算，《史事考》第45-51页考证了史实是否如此。首先，茅教授经考察后认为，慈禧太后很可能知道光绪帝晋升袁世凯一事，且政变刚发生，袁就被畀以重任和大权，这说明慈禧太后在此前已了解并信任袁；其次，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一般变化，算不上超擢；最后，光绪帝对康有为利用袁世凯“围园劫后”之谋并不知情。综合以上三点，再联系到光绪帝在召见袁世凯的前一天曾交给杨锐一道密诏，其中有“不致有拂圣意”（即不可违反慈禧太后之意）的话，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说法不确。不过事情还没完，光绪帝虽无武力对抗慈禧太后之意，但其“引袁”却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根据是，袁之晋升，品级变化虽小，而由此有了上奏权的意义却不小。且光绪帝在上谕中特别强调“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意欲何为？《袁世凯日记》称，光绪帝在接见他时说，“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又意欲何为？考虑到袁世凯部本为荣禄所节制，两人私交也不错，于是在档案和野史的层层迷雾中，光绪帝“引袁”以便直接控制武装力量的意图便显露出来了。就此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并非全属空穴来风。
茅教授在谈到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史的记述时说，其中“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第21页）。康有为对历史常有“改篡”，这已几乎尽人皆知；实际上对于其他私家著述亦须小心；再进一步说，对于档案也不能大意。问题不仅在于对档案文本本身的误读，还在于研究者通常需从文本出发做进一步的推理，可谓一步错，步步错。下面引四例以证此言不虚。第一例，有研究者在谈到宋伯鲁、徐致靖、王照请开懋勤殿的三件奏折时，将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解为呈递给光绪帝，初二日由光绪帝发下；茅教授则解为呈递给慈禧太后，并由慈禧太后发下。这三件奏折十分重要，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二日之前是否看到了它们当然也很重要（见第41-42页）。第二例，军机处有多种档册记录上谕，有研究者忽视了这一点，因《上谕档》八月初三日未记载某两道上谕（实际上载入了其他档册），便错误推断“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取代光绪帝亲自发布上谕和裁决日常政务”（见第65页）。第三例，据内务府“黄记载”，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从西苑返回颐和园，这本为事先安排，后来并未实行，但有研究者将“黄记载”误作事后记录，遂将此误作已然发生的事实（见第119-120页）。第四例，《穿戴档》主要记录皇帝的穿戴并附带记其行止，如果没有换衣服，有些政务活动经常不记，有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乃由此推断从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就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见第128页）。以上四例中的研究者都是熟谙清官档案的专家，他们尚难免出错，何况我辈？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史事考》对于档案的解读当然也可能有不确之处。
在《史事考》的“自序”中，茅教授对于查阅档案的人数逐渐减少颇为感慨：“从拥挤到冷清，我虽目睹了阅档室的变化，但经常找不出此中的答案。”（自序第1页）我想，这其中或许有急功近利、不愿坐冷板凳的因素，但问题肯定不限于此，否则，如若坐几个月档案馆的冷板凳就可以产生一篇有创见、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档案馆恐怕就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了。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讲法：“让史料自己说话。”这句话恐怕有问题，如果史料自己就能自截了当地告诉研究者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么“史才”、“史识”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学术研究的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