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明初外交和郑和下西洋，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当时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往，似乎不涉及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其实，明成祖登基后，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派遣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明成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收到成效，永乐年间，有“日落国”入明朝贡。然而“日落国”究竟位于何处，始终是一个谜，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明王朝对内采取“休养安息”的政策[1] (卷2，P19)，以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外则对蒙古残余采取防御措施，认为“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2] (卷6，P486)，重点发展与东南海外诸国的和平外交，在朝贡制度的基础上，重建与海外各国的宗藩关系，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共主的国际新秩序，营造适应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洪武元年(1368)，遣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3] (卷37，P750)洪武二年(1369)，“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3] (卷38，P775)洪武三年(1370)，又多次遣使诏谕安南、高丽、占城、西洋、琐里、爪哇、暹罗、三佛齐、渤泥(浡泥)、真腊等海外国家。据说朱元璋当皇帝期间，“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3] (卷243，P3534-3535)，足迹几乎遍及当时的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于此可见他对海外入贡的期盼之殷切。然而到洪武末期，因三佛齐梗阻贡道，“自后诸国道路不通，商旅阻绝”[4] (卷8，P298)，只有少数几个周边国家前来“朝贡”，这标志着明太祖的对海外政策严重受挫。
    明成祖登上皇位后，认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所不载”[5] (卷24，P435)，除了继续推行明太祖的对外政策，还把和平外交的范围扩大到周边所有的国家，甚至包括北方蒙古诸部（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7《鞑靼》第540～541页载，明太宗派遣使臣诏谕鞑靼可汗：“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遣使招徕外国朝贡，以期建立一个“万国来朝”的朝贡体制。正如《明史》所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1] (卷304，P7768)“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1] (卷332，P8625)可见明成祖推行的是全方位的外交，外交活动范围覆盖了当时的已知世界各地，目标是与所有的海外国家，包括西方、北方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仅限于南洋、西洋诸国，郑和下西洋不过是明成祖开拓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中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赋于郑和的外交使命并不仅仅限于西洋，他也肩负着开拓对西方国家外交的使命。据《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今麦加)，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卒之揄扬威德，西夷震吓。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遂发洪誓重修所谓清净者。”[6]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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