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档案是实时、实地形成的工作记录，并不是专为历史研究者准备好的现成答案，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自己说话”的史料类似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能有价值，也可能没有，而判断的标准就是有效的证据，尤其是合乎逻辑的证据链。《史事考》在考证1898年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与清廷中枢调整人事结构的联系时（第186-195页）曾提到：“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非得南皮（即张之洞）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楠‘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这显然是一条“史料自己说话”的好材料，但茅教授却认为不大可信：“证据有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此事由杨锐出头，必会密告张，而从张后来得到电旨后不知所措的行为来看，他没有得到预报。”在否定黄说的同时，《史事考》利用清宫档案和《翁同龢日记》、《张文襄公全集》等另起炉灶，展开了迂回曲折的论证。第一步是分析朝局，奕䜣病重，翁同龢权势太盛，清朝上层权力结构不和谐。第二步讲保守的徐桐不满并担忧这种局面。第三步讲徐在一个月后又上折请严谴张荫桓，“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以此阐明徐的前一折别有深意在，即“以张驱翁”。第四步讲慈禧太后考虑了三天才做出决定，以揭示“兹事体大”，不是一般的督抚来京陛见。第五步引翁同龢的话“盖慈览后，圣意如此”，表示光绪帝顺从慈禧太后之意。第六步，述清廷再三催促张之洞尽快启程。最后一步，一个多月后，翁已去，王文韶、裕禄入军机处，人事调整完毕，不再需要张之洞入京。《史事考》兜了一大圈，结论与黄尚毅的说法类似，而可靠性大大增加。茅教授曾说，有人认为考证不需要想像力，这是误解。我介绍上面的例子也是想说明，由于档案的“工作记录”之性质，其对于考证历史问题的价值往往藏在深处，要利用之，熟悉和技巧固不可少，而想像和推理的能力尤为必要。
《史事考》不仅发掘档案文本下面的“隐义”，而且发掘档案没有说出来的话。在第134-137页茅教授考察了政变后不久的两件朱谕，一为无头无尾、语多零乱的光绪帝“朱笔”，一为军机大臣据“朱笔”拟就的明发上谕。经过比较，后者提到的康有为等人的罪名绝大多数出于朱笔，惟一的例外是前者无而后者有“围园劫后”之说。茅教授的推论是，光绪帝并不认可此说。再举一例。茅教授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两份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文字记录，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另抄一份？他认为，很可能是呈送给慈禧太后的；而这又进一步证明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回西苑就是针对这次觐见，目的不在训政。
二
《史事考》对于时间特别重视，仔细想来这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在戊戌年七月底八月初，政局动荡不定，几乎时时在变化；二是因为此书论证十分严谨，这就要求论证逻辑要严密，而时间天然的就有逻辑性，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不能分身两地。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章中，往往不大注意这种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对于文化史研究这或许尚可接受，但如此做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则肯定要出问题。一个事件就是一个过程，发生在前的无疑要对发生在后的产生影响，前者因此就成了后者的原因或条件（这里是讲同一个过程），如果将前后次序颠倒了，读者难以索解事小，改变事情的性质或因果关系事就大了。若用发生在此时的史料来证明发生在彼时的事情，字面上虽可理解，但必会曲解历史过程。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同的历史现象无论多么相似，总还是不同的，至于人的思想和意识更是时时在变。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时间对于政治事件史研究的重要性。据康有为自己讲，八月初三日他接到光绪帝密诏后始决定发动“围园劫后”，那么，光绪帝与此计划是否有牵连？慈禧太后初三日突然决定次日回西苑与此计划是否有关？这两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史事考》先考察了光绪帝离开颐和园的时间，又考察了慈禧太后做出突然决定的时间，之后着手考察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起止时间（这是康党发动其计划的关键）。茅教授不但分析了相关人物如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及毕永年等的说法，还进而考察了袁的住处和康、梁等候谭从袁处回来的地点及两个地点间步行所需时间。做完这些，证据链就形成了：“梁启超与袁世凯记录的时间恰是完全相同，即谭嗣同造访时间为傍晚，离去时间为深夜。康有为的记录证实了谭嗣同回到金顶庙的时间，而毕永年的记录证实了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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