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运作中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规律性现象，这在戊戌政变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在百日维新中，绝大部分重要奏折（包括司员士民上书）要呈送慈禧太后，绝大部分的重要决策也须在事前经过她的同意，这些在《史事考》中做了坚实有力的证明。但问题是，政变后她为什么要搞180度的大反动？而且，这个反动是逐步加强的。“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而且在所发谕旨中有四道“似乎还给人以新政继续进行的印象”。初七日的谕旨“也还算是平和。”“八月初六日、初七日两天的政令表明，慈禧太后虽开始对光绪帝、康有为进行清算，但仍在权力层面，尚未进入政策层面。”“十一日，下旨恢复原被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取消司员士民上书权，撤销时务官报，各州县小学堂由各地官员酌情办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此时不仅是权力上进行清算，而且在政策上进行了反攻。”（见第122-130页）这种现象似乎不是偶然的。有研究者指出，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将大革命时期曾实行过的许多“左”的政策逐步抛弃，越来越“右”。毛泽东讲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刘少奇似乎也讲过，中共的政策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在物理学中有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我觉得，在政治领域也有类似现象：要打击激进派就势必依靠保守派，从而就要施行保守的政策，这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能从最高决策者的思想中得到完全说明的。

政治领域中还有一种不能仅从思想角度去解释的现象，我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圈子”。“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为人们所熟知，但党派的形成并不完全以思想为基础。政治运作的机制，需要有决策、有执行，有首倡、有呼应，有核心、有外围；于是一个个“圈子”就形成了，其基础和源起有思想，有利益，有个人恩怨，甚至有偶然。“后党”、“帝党”、“康党”的形成恐怕都是如此。对张荫桓，慈禧太后必欲除之，但张有何激进思想？党派对其成员有时还能形成极大的约束力，康党流亡海外后，政治主张出现很大分歧（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利益纠纷也不时发生，但“保皇党”的名目仍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成员要想挣脱束缚相当困难。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在政治领域似乎也是如此。

近来常常见到“互动”一词，读完《史事考》后，我觉得戊戌变法完全就是一场政治的互动。慈禧太后、光绪帝、康有为、袁世凯这些戊戌舞台上的主角们带着自己的理性和对未来的算计投入其中，而博弈的结局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理性的算计。我想这是互动的根本特性，即历史变化超过了人们的“计算”能力，尽管他们总是在争取掌握未来。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说过，历史研究就是史学家与史料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对话也是互动，是古人与今人的互动，因此一个有创见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之始恐怕也无法预知最后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文的最后，茅教授写道：“三年多前，当我决心对戊戌政变作一考察时，以为我的报告大约一两万字就可以结束，且很有可能一无所获；而今完成如此烦琐考证的长文，依例必须做一结论时，却又发现，我虽在细部上多有新见，但在总体结论上，仍是一无所获。”（第161页）这当然是谦辞，但我相信有一点是真的：茅教授在开始研究时并不能准确预知他最终具体能收获到什么，“龙种”？“跳蚤”？关于史观与史料孰先孰后的争论已经几十年了，我想，研究的过程也许是，带着问题和一些或模糊或清晰的假设进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不断推翻或修改自己的想法和结论，最后，所得结果与最初的预想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我这篇小文当然不能与茅教授的大作相提并论，但就我的感觉而言却有类似之处，我原来想说的话有许多没有说出来，而另外的许多新冒出来的话却被写在了纸上；而且有些话已远离了《史事考》的论题，会给人（包括我自己）以“过度诠释”之感。这可能是第三种互动，读者与研究论著的互动吧。但现在再想回到原来的“我”已不可能，只有请茅教授和读者批评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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