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学获得重大的发展，包括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以新历史考证学而论，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著名大师和其他一批出色学者。人们都承认，乾嘉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考证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贡献即讲过很有权威性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注：《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却仅只停留在笼统印象的阶段，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新考证学的关系这一很有理论价值的研究课题，一直未有作专题探讨者。这显然是一个亟待弥补的缺陷。

作为乾嘉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对于20世纪考证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单从几位著名的新考证学大师有过的评论，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他们都把本世纪实证史学与18世纪的杰出学者钱大昕的名字相联系。王国维称誉钱大昕是清朝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他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注：王国维：《观堂遗墨》卷下，《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919年。）既然钱大昕开创的乾嘉学派直接影响了晚清学者，那么钱氏即是二十世纪学术的源头之一。陈寅恪同样推崇钱大昕是清代考证学的杰出代表，他评价陈垣的考证学成就时说：“近20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摆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城人华化考序》。）这段话，明显地指“精思博识”的钱大昕代表了清代考证学的高峰，认为他的学术与新考证学最出色的成就是直接相联系的。陈垣则总结他一生学术思想发展道路为“钱——顾——全——毛”，即以效法钱大昕的严密考证为起点，经由服膺顾炎武提倡经世之学和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最后走上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道路。（注：参见白寿彝：《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上述三位著名史学大师的言论，集中地揭示出钱大昕与20世纪新考证学之间深刻的联系。本文冀图就此作个案分析，以对“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考证学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提出初步的思考。

一、近世扭转“重经轻史”偏向的一位关键人物

钱大昕对20世纪历史学的第一个直接影响是，在学术风尚上，他开创了近世以来重组史学的新风气，冲破了长期笼罩士林的“经尊史卑”的旧局面，从此考史、著史成为对士人具有吸引力的事业，终于至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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