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广参互证，追根求源。

善于广搜各种证据，作纪、志、表、传互证，或诸史互证，或引正史之外笔记、小说等史料互证，追根穷源，务使史实真相，昭然若揭，这是钱大昕考史极受本世纪学者所称道的又一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清代朴学家优良的方法所言：“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梁启超的概括和评价，正符合钱大昕广参互证、追根穷源的考证特点。兹略举数例：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三年，“省并两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此即为东汉初根据西汉末年“郡大国小”的情况，而对封域甚小的王国进行“省并”即撤销，将其属县归入邻近的郡国。但这段记载所列举的只有九国，与“十三”之数不符。李贤注《后汉纪》，于此即注云：“据此惟有九国，云‘十三’，误也。”至于错在哪里，李贤指不出来。千年之后，至钱大昕才考辨出致错的原因，他指出应改成：“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去掉“三”、“属”，即豁然贯通。钱氏以本纪与《续汉书·郡国志》互证，据《郡国志》，北海国下云，建武十三年省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注：按，其时以高密四县封邓禹，胶东六县封贾复，故不立王国而并属之北海。）据此证明高密与淄川同在省并之内，非以淄川属高密也。《郡国志》另一处又称，世祖省并郡国十。现将高密计入省并之列，正合十国之数。可知是在唐初之前传抄过程中，将十国误衍“三”字，“淄川”下又误衍“属”字。（注：《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一》。）钱氏成功地运用他广参互证、缜密分析、追根求源的考证方法，勘破千年之误，使问题真相大白。

钱大昕又擅长于广泛搜集杂史、笔记、小说之外的材料与正史互证。汉初大封诸侯王，但是诸侯王国之国都在《汉书·地理志》中仅记载了寥寥几处，馀者阙如，读史者也感到茫然。钱氏则据《史记》有关的纪、志、表、传各篇，以及《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相互参证，考得自楚王韩信都下邳，梁王彭越都定陶，济南王都东平陵，济川王都济阳等三十四个诸侯王国都所在地。（注：《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又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与徐庶并从”。裴松之对此注云：“《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单家子。”有的人将“单家”错误地理解为姓单（音善），而全不明白这是反映当时门阀观念已经形成的史料。钱氏连举了裴《注》其他四处称“单家”，及《后汉书·赵壹传》所称“单门”，证明“凡云单家者，犹言寒门，非郡之著姓耳。……流俗读单为善，疑其本姓单，后改为徐，妄之甚矣。”（注：《诸史拾遗》卷一。）

《辽史·道宗纪》有“寿隆”年号，钱氏据洪遵《泉志》所引《东北诸蕃枢要》、《北辽通书》，又本人家藏碑刻多通，以及《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等书，证明年号应为“寿昌”。最后又用反证法：若道宗用“寿隆”年号，则违反圣宗名讳（耶律隆绪）。辽人谨于避讳，据此也可断为绝对没有的事。又如，钱氏据《金史·郭吓蟆传》来考证《元史》中记载的错误。《元史·汪世显传》所载称，金之绥德州帅汪世显在蒙古军队进攻之下，不顾邻近郡县望风款附，独自坚守城池，最后才勉强投降，并自诩“臣不敢背主失节”。钱氏据《金史·郭吓传》与之对照，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迳庭。汪世显身为金朝将领，早已决计向元朝迎降，他遣使约郭吓蟆，欲并力攻破金城巩昌。此一背金降元计划被郭暇蟆所拒，“世显即攻巩昌，劫取完展（按，驻守巩昌之金将粘割完展），送款于大元。复遣使者二十馀谕吓蟆以祸福，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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