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1]进入19世纪，人们对钱大昕的评价有了分歧，一方面，人们继承了18世纪学者的看法，仍然给予钱大昕以很高的评价。唐鉴的《清学案小识》、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叶衍兰的《清代学者像传》等，都认为钱大昕是最为博学的学者；另一方面，随着晚清今文经学的崛起，谈变法、重思想成为时尚，人们开始对乾嘉时期考订辨伪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如沈尧就认为汉学家“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2]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以考据见长的治学风格自然也会受到人们批评。龚自珍就认为：“辛楣少詹，考证琐碎，绝无关系，而文笔亦拙，无动人处。”[3]并指出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关于文字音韵、史学等方面的很多错误。
　　20世纪以来的钱大昕研究，大致可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以来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由于新历史考证学的崛起，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一批史学大师。而乾嘉历史考证学恰恰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基础，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诸位大师，都或多或少承受了乾嘉考证的学术传统。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术大师，自然受到人们关注。王国维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有三个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并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4]显然，这是把钱大昕与顾炎武、戴震并列，学术地位非一般人所可比。陈寅恪在评价陈垣的学术成就时，将钱大昕看作是陈垣之前最“精思博识”的学术大师，他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5]同样推崇钱大昕的学术地位。陈垣更是对钱大昕学术赞赏倍至，曾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6]他的治学，受钱大昕影响很大。章太炎对钱大昕的评价与上述学者稍有不同，他把史家分为“作史”与“考史”两种，认为“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在他看来，当时史家，万斯同、王夫之、温睿临、陈黄中、吴任臣、邵晋涵等，为“作史者”，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为“考史者”。但同时他又说：“然今之作史者，不过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是以两者不容轩轾，而不得不分也。” [7]在章太炎看来，“作史者”与“考史者”存在着差异，但又不好分出高下，钱大昕作为“考史者”，自然会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除了一些评论性的言论外，对钱大昕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张荫麟的《钱大昕和他的著述》，是第一篇研究钱大昕的论文。[8]此后，史念海、徐书海等学者开始对钱大昕的史学、音韵学等成就进行探讨。但总起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钱大昕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性阶段，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以后。
　　20世纪下半叶的钱大昕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以来。在此之前，由于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不高，大多数人认为乾嘉学者只埋头故纸，不问世事，作学问走进了死胡同，这样，就导致对钱大昕的研究出现冷清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大昕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大量有关钱大昕的论文发表，各种中国史学史、清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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