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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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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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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指出钱大昕的史学主旨是“实事求是”，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知人论世、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真，编纂信史，这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56]叶建华则对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进行了分析，指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首先是重新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批判史学虚无主义；其次是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批判任情褒贬、曲笔隐讳；再次是强调史家要博闻广识，尤应掌握舆地、官制、氏族三大方面的知识；第四是主张史书语言应繁简适宜；最后是要求史学批评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56]黄爱平则对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主张经史并列；强调实事求是；提倡训诂考证。其治学“博大精深”，尤精于舆地、官制、氏族之学，在《元史》研究上用力最勤，他的治学活动及主张，集中体现了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57]杨绪敏指出钱大昕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历史考证学方面成就最大。其史学思想有：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张史家加强基本功训练，反对曲笔护短，批评官修史书。[58]谢贵安论述了钱氏对史学地位及功用的认识，分析了钱大昕对史家的德、识、学、才等素质的看法以及对史料的看法。[59]陈协琹、刘益安总结了钱大昕在史学上的贡献是：敢于突破崇儒尊经的世俗藩篱，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方面；运用考据方法研究史学，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凭借自己雄厚的学识功力，敢闯别人不敢问津的冷门。[60]华世銧则认为钱大昕对史学的贡献有：纠正和补充了大量的史料；考证官制，纠正人名、爵名和官号之错；校正年数、年号和辈份之误；对郡县、侯国的名称进行考证；校正史书中的天文、历法之错；考证史书中的字音字义，校正、补充了许多错漏的字；纠正史书中的许多史注错误，并大量补注；列专题评论史书义例、版本和人物；校正一些方志的作者、人物、籍贯和史实之误，并进行评价；提出许多疑问，为后人考证提供方便。[61]王记录则具体分析了钱大昕的历史编篡学思想，指出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撰史主张，“史为纪实之书”的撰史原则，既要谨严又要灵活的史法义例观，博采慎取的史料采获标准，“史以纪治忽之迹”的史文繁简论等。[62]王记录还撰写《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一书，该书打破经学与史学的间隔，从思想的视角系统揭示了钱大昕历史考证背后的丰富思想内涵，对于钱大昕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点、经学见解和史学思想、史论和政论、历史考证学成就和考史方法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元史学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识、修志实践及方志学理论等，都提出了新的认识。该书打破长期以来将考证和思想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下，总结出钱大昕独具特色的表达自身史学思想的方式，论述了一代学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学术风貌，富有创新。[63]陈其泰总结钱大昕的治史特色为：考证方法精良；以金石证史，开二重证据法之先河；有很高的史识。[64]
（五）对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探讨。华世銧指出钱大昕历史考据的方法有：用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历史人物，用比较的方法来考证世系，用推理的方法对史书版本和字进行考证，用综合考证的方法订正史书之误，用金石铭文来校正经史，用专题考证的方法来辨证史实等。[65]汪受宽认为钱大昕考史的目的是贯彻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纠正颓废的学风，给后世留下信史。考史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实事求是，不迷信盲从；知人论世，不苛求古人；知识广博，不空疏措大；注重证据，广泛搜集资料；区别各种资料的考史价值；求善本。其考据方法有专题资料梳理排列法；事实反证法；历日推算法；引文辑植溯源法；据籍里、履历、行踪考定法；据用语、称呼考定法；歧说择优法；方位确定法；据音韵考证名称之实；多重证据法；常识判断法；考而不断法。[66]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据学是由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组成的。他吸收宋人考论结合的治学特点，继承顾炎武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不把考据看成是纯粹的技术操作，能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对考据的目的、意义及态度都进行了论述。他将各方面的知识用之于考据，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所得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67]王瑞明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在《宋史》考订方面的成就，认为其考订成绩有四个方面：纠谬正误；解疑释惑；拾遗补缺；完善体例。[68]吴绍烈则将《廿二史考异》与《宋史》校勘记对比，指出钱大昕考证中的一些失误。[69]修晓波着重分析了钱大昕《元史考异》中对蒙古、色目人名称、史实考证的成就与不足。指出钱大昕在《元史考异》中，统一译名、订正错误、补充遗漏，同时也指出钱大昕有漏考、校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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