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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魏晋至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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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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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魏晋至隋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第二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3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重要的文章只有严耕望的《隋代总管府考》(台北《中国学志》，第6本)、蔡学海的《北朝行台制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5期)及唐长孺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三篇文章，根据其内容与特点，我们将把它们归人第二时期进行介绍。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对魏晋至隋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以考证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班书阁、谷霁光、俞大纲、严耕望、周一良、岑仲勉、萨师炯、张觉人等。
北魏军镇特别是六镇是大家瞩目的焦点，谷霁光的《北魏六镇的名称和地域》(《禹贡》第1卷第8期)认为北魏六镇从西到东分别为薄骨律、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元；而俞大纲的《北魏六镇考》(《禹贡》第1卷第12期)却认为应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元、怀荒．周一良的《北魏镇戍制度考》、《续考》(《禹贡》第3卷第9期、第4卷第5期；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考证了北魏所设军镇及其废罢。谷霁光的《镇戍与防府》(《禹贡》第3卷第12期)还分别考述了镇戍防府制度的演变，并分析了其异同与性质。另外，班书阁的《东晋侨置郡释例》(《禹贡》第5卷第7期)对东晋侨置州郡的种种情况作了举例说明，《东晋襄阳郡侨州郡县考》(《禹贡》第6卷第6期)对东晋时期侨置于襄阳的州郡县及其设置年代进行了考证。劳干的《北魏州郡志略》(《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2本)对北魏州郡县及其所属关系进行了考证。王元崇《后周总管府隶州考》(《制言》第60期)对后周总管府隶州作了论述，贝琪《三国郡守考》(《史学年报》第2卷第3期)对三国时期各郡的郡守进行了考辨。岑仲勉的《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史学专刊》第1卷第3期；后收于《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将隋代三十八载中州郡长官见于《隋书》者一一录出，制成此表。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严耕望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都督区、郡府组织、随府府佐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最后汇成《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学生书局1997年版)一书。这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上可称得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上册叙魏晋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册叙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从州郡县的设置、都督区辖区范围到州、郡、县府的组织及军镇、三长等北朝特有的制度，都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考证，尤其凸显此一时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特色与演变，认为就地方行政制度而言，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制度为一过渡形态，汉唐地方制度的诸多不同，皆由此三百数十年间逐步自然演变而致之。这本书的宏观构架和详密考证，显示了作者的勤奋和功力，是治这一时代地方行政制度者必读之书。
此外，还有萨师炯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第41卷第17期)、《隋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第41卷第22期)对魏晋南北朝、隋代的地方制度及特点进行了研究。张觉人《两晋南北朝的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第l卷第3期)、《隋朝的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第1卷第4期)对两晋南北朝及隋代的地方自治制度进行了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较全面、深入，选题主要集中在都督、总管、行台、军镇、护军、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等方面。
都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地方政治制度。关于都督制的源起，何兹全的《魏晋的中军》(《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都督制来源于曹魏时期的留屯制[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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