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通史 编纂  历史回顾

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一度曾经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19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以其特有的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再继而讨论中国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1]。笔者读来，把此文看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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