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6]。因此，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但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他自己后来也并不非常看重这本教材。他的真正代表作是《中国文化史》（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由此书可以得窥其对中国通史所持的立场。与梁氏所期迥然有异。在国势日下的时态下，他更关切从增强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整理和阐述历史，对本土文化的存亡继绝投注超乎时尚的热情。从以后的叙述就可以看到，这正是20世纪通史编著者面对国史整体评估不得不身陷其中的两难困境，柳氏代表的则是不居主流、常被疏离的一个侧面（钱穆《国史大纲》则是此一侧面被强化的有力代表作）。
柳氏读本借胎日人之作出世，并非是偶然或个别的现象。倡导者虽可登高一呼，然新式中国通史不可能完全拔地而起，必凭藉内外的土壤与气候，逐渐变形，始有真正的创新。因此，顺便分析一下促成最初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诸多远因与近因，也许还是必要的。
没有疑问，改革中国社会，引导民族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困境，以求振兴富强中华，是史学变革、也包括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这属于大背景。具体到直接促成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其它综合因素，大端有四：
一是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也包括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其中尤以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最著。20世纪各类中国通史有关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尽管对“进化”、“革命”等说赞成与反对者均有之，两者取向相悖、对峙严重（如柳诒徵、钱穆等即对进化论有所保留和批判），但无有可以离开这一论题而置之不顾的，其影响的深刻性，史学史界多有论述，毋须赘言。
二是外来样式史籍的引进翻译，使中国学者在原有传统史书体例外，获得了适应通史内容更新需求的借鉴。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由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出版于1895年，风行一时[7]。此外尚有《万国史记》、《万国演义》等，其中尤以日人译编外国史书被“中介”到中国为多。据悉，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编著的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8]，章节体的样式亦由此引进，这就为新式中国通史体裁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学者多认为章节体是新式中国通史区别于旧史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以为形式的变革，实取决于内容变革的需要。分章节与传统的分卷都止是出于内容分段的需要，并非完全不可相容。关键是新式中国通史按年代叙述（此为史书必不可免的要素）之外，关注的重心意欲转向“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梁氏语）、“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章氏语），亦即由王朝而转向国家，由“精英”而转向社会民众，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所述内容亦由政治、经济扩展至美术、心理、社会、宗教等项，或纵或横，反复交织，重分析归纳，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目列题，具有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前面说的编著意向的内在逻辑联系。
三是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中国新式教育发端于由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戊戌变法虽告流产，然在此前已有学堂改革之举，而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9]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即以20世纪通史编著最享盛誉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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