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共产党人编纂中国通史的事业，奠基于抗日战争时期。这固然是民族的危难碰撞出学术光彩的又一实证，但同时也是自“五四”运动思想分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江河奔腾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它来有因，去有迹。如果说1920年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吹响了“舍我其谁”的第一声号角，那么郭沬若在1928－1929年于日本流亡期间写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第一次拿起唯物史观这把解剖刀，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雄心的整体性学理剖析，开始驱动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契接的长期探索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完成了它的奠基仪式[41]。这种新史学，区别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如若不经过人民民主革命，社会的改造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肩负着一种责职，要为人民革命事业呐喊开道。郭沬若尽管大胆地勾勒出了中国历史五阶段的“框架” [42]，在当时及以后，一直没有可能自己动手来编纂完整的中国通史。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如同另一路向的新史学开拓者梁启超。这两位豪气横溢、运笔汪洋恣肆的文坛天才，假若能在当时完成双峰对峙的两部中国通史，让读者见识到意见的对立并不会障碍通史阅读的赏心悦目，会是何等的精彩！[43]

抗日战争的开展，为人民革命事业创造了空前大发展的机缘。在文化方面亦然如此。194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一个闪亮的年代。该年5月，香港生活书店推出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秦统一前）；9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北宋以前），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两部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新型国史，在1948年与1946年都以完璧的形式进入通史之林[44]。另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即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1943年与1946年由重庆二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仅有第一、二两卷，迄秦汉而止。

吕振羽编撰《简明中国通史》，其孕育、积聚的时间最长。他是紧随郭沬若之后，在史前社会、殷周史以及中国民族史、政治思想史等许多领域耕耘开拓最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吕振羽由经济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受李达的推动，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两条要则[45]。在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写作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完成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长期迟滞、资本主义萌芽等）的独立思考。没有疑问，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既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编撰中国通史的意向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早在1928年，上海曾发起两种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进步的经济学家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与之抗衡。这场“论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趋向。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战场，又延伸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辩论的“反方”无非是提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短暂，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先（前）资本主义制。他们的观点是直接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求相对立的[46]。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吕振羽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勇士，逐渐从“战斗”中锤炼出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形成了体系性的认识。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人民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编纂，必要以五种社会形态的落实为重要目标；针对论敌的观点，特别是在史前史与殷周社会性质问题上，花的考研工夫最深。吕振羽读的书很多[47]，思考也很深，因此虽与郭沬若处于同一阵营之中，但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出了殷商为具有东方特点的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之始等独立见解，以及对于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关注，很注意史料的搜集与辩证，专注于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历史问题的开拓。如果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说，《简明中国通史》因其理论思辨的惯性，以及追求教科书体例的规范，阅读起来不免略感沉重[48]。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1949年后，据我所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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