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1945年，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认可“较近理想的”通史约有七部，钱著理所当然地荣忝其列，然点评却仅有“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一句。但必须承认，“创见最多”四字，确是高手妙评，份量极重。[26]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讲究“春秋笔法”，多以观点内敛含蓄取胜，而《国史大纲》独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气概，笔锋所至，自我张扬，一如其课堂上谈笑风生。书前载《引论》一篇，洋洋洒洒二万字，被陈寅恪称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引论》在出书前，授昆明《中央日报》先行刊布，轰动大后方。据其弟子李埏回忆，赞许、反对或持两可立场者相持不下，“（西南）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先生则对其言：“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27]

《引论》的大旨，力主对本国历史、本国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强烈批判世纪以来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变相的文化征服”等倾向，而对史学“革新派”之“宣传”色彩更屡致不满，称其为“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这种立论鲜明、强烈出击的做法，无异是将自己主动地捲进当代思潮冲突的漩涡中心，困顿于四面楚歌，但《国史大纲》实也仰赖于此篇议论的热烈锋利，文采优美，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始终保有鲜活的吸引力，历史叙述的本身，细读者反倒是愈来愈少了。笔者感慨，20世纪前半期通史编著的富有个性以及多元共存的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很值得眷恋的历史记忆。其时各鸣其鸣，言为心声，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学术紧张，由此也获得了新史学成长所必要的思想张力。

综观《国史大纲》，包括上述《引论》，若误以为先生是一个不明时代变迁，对西学浑然不晓、一味守旧的人，则大谬不然。《引论》对中西历史节律、神韵的比较，形容“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几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韻悠扬也”，能如此道出“内敛”与“外倾”两种状态各异的微妙历史意境，决非闭目塞听者能凭空道出。然其宗旨，实坚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可因与西方有一时之“落差”，即病急乱医，实行“自顶至踵脱胎换骨”的手术；强调非赖自己内部“生原”、特别是“精神”的挥发，国运无以脱难而开新。因此他认为新通史“最主要的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由此种文化本位的追求，《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演进脉络的梳理确有显著特色。无论分期系统，还是对每一时段特征的界定，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而细品其味，关键总不离士大夫知识精英的沉浮起落，故于士人政治之参与程度、士气学风之盛衰正邪，以及学术自由精神之抑扬顿挫等情节叙述特多，反复致意，而于政治经济制度虽时有关注，然着笔总不如前者强劲系统；社会生活、民生习俗等则统而言之居多，不免简略而粗疏；对平民革命更无甚好感[28]。至若倡言自秦以下“不足以言封建”，而谓魏晋南北朝门第为“变相封建势力”；不满“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认定朱明王朝才开始步入“君主独裁”之途，至清代不复振作等等，均为别出心裁的“创见”，掷地有声。其弟子严耕望强调通史以“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为难，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29]严氏所评，实强调要以准确体验恩师著作通史时的整体精神为重，而对其“疏阔”则委婉道出，济之有方，正是“贤者”贵在“识其大者”的意思。

同时期再辟蹊径，以另一种“体系”、另一种“精神”编著中国通史教材的，则是身处沦陷区上海“孤岛”（租界之谓）的吕思勉。吕氏于1939年自述著书原委，谓在光华大学讲授本国史十几年，因文学院长钱子泉建议避免与中学重复，不如改讲文化史，始作改制尝试。然先生主张通史内容大体不离“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分18项专题立章；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前后36章，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总计54章，使之“两面兼顾”。因当时出版艰难，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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