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中国史纲》（名实相符则应称《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前面曾经说到的诸多“善始难终”中颇堪憾惜的一部未竟通史[36]。本书原是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为高中阶段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编纂筹备至少应始于1934年下半年（可由《大公报》9月28日刊出《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出台教材编写的初步构想并征求学界合作佐证），次年同报又发表《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征稿启事》，正式公布《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细目》，有四卷、八十章，起自石器时代，迄止新文化运动，最后一章为“近三十年的中国与日本”，已经预感到民族危机的逼近。原计划由吴晗、千家驹、王芸生分任唐以后各章主笔，由张氏综合统一定稿，终因国难等诸多原因，仅张氏第一卷进入写作阶段，且辗转于浙江、云南，至贵州遵义始问世，历时6年有余。此后，荫麟转攻宋史卷，但仅撰写三章（第三章亦未完），不幸英年早夭，《中国史纲》宋史卷随之远去，令人有伤逝之感。

张荫麟自广东考入清华学校，二年后即因发表与名师梁启超驳难一文惊动京华，那时才18岁。此后著译活跃，涉猎面很广，为学界所瞩目。清华结业后，负芨去美国攻读哲学、社会学，然而心志始终在“国史一途”（《与张其昀书》）。返国不久承傅斯年之荐，毅然抛却手头诸事，全力以赴执编通史。张氏既有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历史哲学有深入而独立的理解，专致心力熔冶哲学、社会学于历史学，在新史学界实在称得上是罕有的“天才”，思辨领风气之先，由他来编著通史，自然会别开生面[37]。

张氏少年得志，锋芒毕露，短短20余年治学生涯，四面出击，著译文采斐然，三四十年代锋头之健，今日后生听来已像“开元故事”。但他真正传世而久为学界称颂的，就数这部不及半壁天下的《中国史纲》。前揭顾颉刚《中国当代史学》对该书褒扬有加，而通史名家钱穆先生的推崇更是言重如山：“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复关怀时事”一语，涉及张著通史的“春秋大义”，还需用1933年3月张荫麟写给张其昀的信略作补注。在信中，荫麟先生说：“国史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这段一般人听来颇不合时宜的乖论，非出于对历史有深刻体验者不能道此；而此种体验渗透在整部《中国史纲》文字背后，若没有相当社会阅历者，亦很难心领神会地读出。

张氏《中国史纲》能跃出当时三十余部通史著作方城，得到格外的垂青，是因为读者普遍惊羡它文笔流畅粹美，为其运思遣事调度自如、举重若轻的功力所倾倒。全书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不仅无颉刚先生所揭通史枯燥乏味的痼疾，读来悠然轻松，又有一种艺术享受的愉悦。

张氏之后，与之可媲美者，唯范文澜，然议论成分已经外露；随后就继之者乏人了。笔者多年来有一种莫名的感触，假若此项写作风格竟成了中国通史编著的“史家绝唱”，这是同业人士的莫大悲哀。然而，假若误读了张氏叙述历史方式的深意，把“说故事”看浅了，不经心地随便用去，也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张氏在《关于中学国史教科书编纂的一些问题》中特别申述：“我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目的和史观放在这部书的前境（fore ground）；我们要使自己的目的和史观在这书中成为‘有若无’……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使人觉其有目的，最真确的史观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此固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短短数语，意味良苦，其中“有若无”最是境界。“叙述”非但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更须煞费心机。这里，除了显露他有关历史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的特见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摒弃，使他倾向于历史是一种“自然”，强调“贯穿史材之最好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与事实融化无间的叙述方能显现历史的“真境”。以此可见，正是编写者对历史观察的特有立场和方法，才引导出《中国史纲》写法的不同凡响，后人需细细咀嚼才是[38]。

（四）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评述中国通史的撰述，到张荫麟就嘎然而止[39]。可是，著者显然没有充分关注到，就在钱、吕、张三氏通史写作的同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向通史编纂阵地发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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