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夏著的批评亦历来有之。如陈寅恪曾有与之商榷或送难的文字。章太炎以为夏著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大缺陷。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正史”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钱穆对该书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多致不满。因为三表均多谬讹，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笔者觉得最近李洪岩的评论较为平恕，认为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15]、柳诒徵、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但是，这个‘最好’，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笔者与李氏稍有异同的是，将其列入现代学术经典之林（“经典”从来就不完美），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论，尚不算过分离谱[16]。

新式中国通史的出版自晚清发韧，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高潮。笔者仅据《八十年史学书目》不完全统计，至少不下26部。较知名者除前述外，还有李泰棻《中国史纲》三卷四册、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五卷、王桐龄《中国史》四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四册、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章嵚《中华通史》五册等。其中邓之诚书原为大学讲授通史的讲义，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体，先以世系，再叙大事、制度，殿以学术、文学、艺术，取材兼及正史、政书、杂史，精心选择、有序排比，于读者不易检索的民族消长、生计盈绌资料胪列独详，不惟便于入门，即对治史者亦有参考价值，故有“诚一分别章门，宛同类书之典型代表著作”的赞语（此后吕思勉几部断代史出，其价值即有所下降）。余者，除吕著白话本国史当另行专述外，从学术史角度而论，均稍为逊色[17]。这种情况，很可以用1945年顾颉刚先生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一段话来代表：“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如缪凤林本即有此病――笔者附注）；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自然上述批评全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说难的，写书的人甘苦自知，故张荫麟先生又有“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的感叹。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写成于1920年12月，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共四册[18]，起自上古，迄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此书写作于沈阳高师任教期间，自述“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于增补而成”，考虑到“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本书全用白话”[19]，由此而赢得“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的特殊荣誉。此书出版后销量久盛不衰，前后修订过四版，直至40年代还属于畅销书，往往被大学选用作教材。对吕氏《白话本国史》及后出之《中国通史》（今称《吕著中国通史》），《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新式中国通史编著的前此历程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见前引通史写作诸弊――笔者注），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入室弟子杨宽语。前数史实际不止三遍――笔者注），对《三通》以及其它典章政书也反复阅读。先生秉赋乾嘉治学精神，书写札记日无间休，对史料的搜罗、考据、排比，规模的宏伟堪称一绝，先后编著有四部份量极重的断代史。从各种回忆资料来看，吕先生不习外文，疏于社会交往，是一个淡泊宁静，“埋头枯守、默默耕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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