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自幼遵从庭训，诵读古典原籍。1913年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获黄季刚、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名师指点，决心“追踪乾嘉老辈”，笃守师法，赓续国学余脉。因与蔡元培校长有乡谊之情，毕业后一度任先生秘书，其时还只习惯用文言文写作。此后，他在天津、北平任教期间，开始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但著述仍以国学为本，尤以《文心雕龙注》最负盛名，至今也仍被海内外评品为“《文心雕龙》的划时代之作”。[49]然而，这是一个“历史领着我们走”与“我们领着历史走”交相激荡的时代。在苏俄革命成功的鼓舞下，新潮的涌动，国事的日非，民族解放的召唤，使年轻的范文澜最终放弃了成为国学大师的夙愿，从坐而论学转变为起而抗争，就像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或早或迟地要参加或倾向革命那样。这一情景，现代青年恐怕多少已经感到隔膜，但那是非常真切的历史[50]。伟大的抗日战争，推动范文澜完成了世界观和治学路向的大转变。1938年，河南沦陷，他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一面深入山区，向群众作抗战宣传，一面阅读马列著作，“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51]　

范文澜是在1940年的春节前夕，历经艰难才从河南抵达延安的。此前，毛泽东已经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 [52]，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特点作了简练的理论概括，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果然，就在出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后，范文澜就接到了毛泽东直接委派的任务，要求他在短时期内组织班子，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并说“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53]。《中国通史简编》开始采取分头编写的形式，后来效果不理想，才由范老一人独著，篇幅也大为扩展（上、中两册共计56万字）。范文澜在写完上册后，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54]这固然表现出了他学习与运用马列主义的谦逊态度，但也充分说明，先前的国学素养，谨严的治学精神，依然活跃在他的历史写作实践之中，不失对学术与马克思主义的敬畏之情。《简编》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取材多费心机，以小见大，夹叙夹议，挥洒自如，读来引人入胜，不感沉闷。也很少征引文言史料，多演绎为生动准确的语体文，浅显而不失文采。 直至今日，据我所知，各界人士爱读范老通史的仍不乏其人，叙事生动，文风清新，较少刻板的说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没有疑问，与前述诸种通史体系相比，《简编》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所特有的历史精神和编纂思想。尽管现代研究者多有论评，在我读来，还是范老当初在《简编》首版时所作的归纳最为准确：“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样，是完全静止的。有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三个时期，西周起到秦统一，初期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说明它们的发展过程。第四，书上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既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农民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他们对历史发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写得不少。[55]”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通史编纂踏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呼唤“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马克思主义新通史体系，待到人民政权在中华大地逐次变为现实，很自然地也就同时获得了它充足发展的合理性。范、吕、翦三先生的通史著作迅即再版重印，范、吕通史更是成为全国高校历史教学使用率最高的教材[56]。但几位作者都深感原作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自己也不尽满意，因此陆续开始作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据说积累用作修订的原始资料达百万字以上，然始终未得告竣，1961年后即转入主编《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在1949年作了一次全面的校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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