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当代中国史学》，写定于1945年。顾氏“引论”也将自己的评述时限定位在“近代百年”，即1845－1945年。当时它是作为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中的一种，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发行。《八十史学书目》所载亦是此种版本。著者是否能看到后述三家通史，笔者不敢妄测。

[40]这是毛泽东庆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说的话， 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载《湖南湘声报》，2000年11月28日。

[41] 林甘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中称郭沬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林先生在尔后发表的《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里则定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前后语意无大的差别。后文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2] 顾氏的《当代中国史学》把郭老的这部著作列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一节，虽然也给予了殊为难得的较高评价，有“同情地理解”的气度，但显然对它的目标指向缺乏足够的估计。郭老在1928年8月定稿的《诗书时代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里已经把“中国社会历史之发展阶段”表述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并认为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代替资本制革命的，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准确落实到中国历史上来，是郭老等新史家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完善、“学术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43]郭沬若在1947年4月10日为该书重版写的《后记》里，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但又承认“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自云或许是“浪漫的性格”使然，“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末一句话，今天读来感到特别地有余味。1962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史稿》，郭老是作为集体编写的指导者（主编）出现的。笔者在此冒昧地说，《中国史稿》的文字和叙述风格，不复有郭老当年的豪气和活泼清新的气息。那种凝重而严肃的“经典”叙述风格，使可能有的许多创见或个性化的论断，在集体编写的形式下，难以找到尽情表现的舞台。《中国史纲要》和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亦然有这种缺憾。

[44]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于1948年由大连光华书店首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北宋到清中叶，由延安新华书店于1942年出版。下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于1946年，仍由延安新华书店推出。

[45] 据朱政惠所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学，他结识了李达，在其推动下，转向史学研究。上文引述的史学写作两个要则，源于夫人江明的回忆文章，为李达告吕氏语，文见朱书第28页所引。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46] 以上背景性的概括，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编著的《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8页。读者另可参阅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对此更有详尽的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7] 朱政惠在《论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一文中，曾根据吕氏早期文章，搜索了他阅读过的中外社会史、经济史和中外思想史的书籍详目，其读书范围颇为博广，也注意中西历史共性与异相的双向比较。有关情况，可详参《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原文，此处不赘。

[48] 朱政惠在前引专著中曾彰显过《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旧版的写作风格，谓其“整部著作编撰格式及其语言十分通俗，浅显明白”，并列举了原版的若干文字段落佐证。不言而喻，1949年后的修订本较之旧版，在文字的生动性方面更有退步。但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以及“论”重于“述”的思辨风格，使通史的可读性大为减弱，笔者所以说到这点，非专针对吕书；这种“教材”风格为后来各种教材所普遍采用，包括《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史稿》，实在是大值得反省和质疑的。这方面，范老旧《简编》和修订的前三编，叙述就不取那种凝重的“教材”风格，行文与选材都要自由明快得多。

[49]《文心雕龙注》脱稿于1929年，初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此前已写有《文心雕龙讲疏》。1936年开明书店再版时，书店编辑部在为该书写的“校记”里，称该著“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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