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由国会保存会出版于1904年，稍晚于夏著。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刘氏也是用章节体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早主张者之一。

[16] 以上对夏氏的各家评论以及李洪岩的识断，均引自李洪岩所撰《夏曾佑之生平与学术》一文。内有对夏氏史学思想的详尽介绍与评析，颇多新见。但认为夏著不因列入“世纪经典”之说，笔者稍持异义。请读者自行检阅“近代中国网”（2002、11、17）李氏上载原文。

[17] 参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黎华赵硕士论文《张荫麟研究》。文内特列专表，对1931年至1946年间出版的通史类著作情况及学界简要评价作了整理归纳。上述邓氏著作评价即引自该论文，其它著作评价从略。现有周忱编选的《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予以全文收录，读者可参阅。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

[18] 本书另有1933年10月修订本第2版、1935年4月修订本第4版及海外重印本多种。据方德修《吕思勉先生编著书籍一览表》，载《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1949年至今二次重印均未果。

[19] 录自《白话本国史》序例。文内对本书体制，另有几条说明：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笔者以为，这里尽显吕先生深谙文言转译白话之难，著作之谨严令后生敬畏。今之语体文翻译者切不可将文言易白话视作易事，掉以轻心。

[20] 吕思勉先生事迹，除前引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外，尚可参张耕华著《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对先生的认识，可参拙著《中国历史通论》后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之先生史识感言》，《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21] 《白话本国史·序例》的四原则，可简约归纳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通过考据求得结论，也需借助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并能利用外国材料作为参考（此即学术信息量须充足）；备载参考书目，指示读史门径（还应补充夏曾佑所主张的，加附地图、图片或表格等，则更全面）；尊重史实，讲究条理系统。原文叙述更详，请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75页。

[22] 吕先生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另编著有《更新初中本国史》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两种。后者出版于1924年，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了12万字篇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无不顾及，要言不烦，极方便一般读者阅读，可惜一直没有重印。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载黄永年先生的回忆文。

[23] 美国学者邓尔麟著有《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对先生的身世背景有极详尽的描述，可加深对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

[24] 笔者至今未曾见到有《国史大纲》版本源流的相关专文。综合著者与诸贤回忆，仅能粗略陈述于下：本书著者定稿于1939年6月，初版于1940年，印制于上海，转运到大后方仅有数万册，乃在重庆、长沙等地另印国难版。先生于书成后，仍感不足，时有修订手扎与诸生交流。1972年起着手增订，加插地图，弟子严耕望曾助一臂之力，故台湾增订第2版应完成于1974年。本书1949年后，港台重印甚多，且国外有英文译本，大陆商务印书馆则于1996年始重印修订第3版，多次增印，销量可观。

[25] 严耕望著：《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8年版。

[26] 《当代中国史学》以百年史学（1845－1945）为断，故谓钱书最后出，似有误。张氏《中国史纲》第一册石印本于1941年方出，1942年才定本，至少晚于钱著一至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约略同时；下册则晚至1944年。这里还没有包括为著者所不论的，1941年后陆续出版的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三氏通史。

[27] 李埏回忆文章，载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争论的激烈，等到20世纪末该书重返学坛时，仍不减其势。如有人认为钱氏批判之诸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若存此温情与敬意，文化大革命当无由发生”。反对者则认为“我们总不应当停留在孕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封建专制的）层面上而深怀温情与敬意”。

[28] 读者若检《国史大纲》“目录”通览一遍，就能发现诸如“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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