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之新地位”、“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等章，不仅标题新异，且一般通史都不会将此等内容以显要地位标出，至于称西汉昭宣元成一段为“士人政府”更是心裁别制。以此可领略《国史大纲》编著的深意以及网罗梭织的个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在隋唐租税兵役制与自唐至明之南北经济设有专节讨论，吕思勉曾赞赏之。另有一轶闻可记。本书印行前，曾遭重庆审查机构杯葛，称必须将“洪杨之乱”改为“太平天国”，后经作者力争，方获原样出版。然对“明末流寇”标题却不以为舛，国民党书刊检查顾首不顾尾，甚是可笑。
[29] 见前引严氏《治史三书》“治史答问”，1984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所发表的评论。
[30] 吕著《中国通史》1949年前一直由开明书店重印重版，至1946年8月已出三版。1992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定名《吕著中国通史》。上、下册份量不均，约略为2/3与1/3之比。
[31] 《吕氏中国通史》上册“文化”囊括有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先生于西方社会学译著多有阅读，可从《吕思勉遗文集》得到佐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32] 前引《蒿庐问学记》收有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一文，实摘引自钱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其中记40年后师生会面于母校，有“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等语，师生感情融洽无间，读来令人感动。
[33] 参前引《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0年条所录“沈游通信”片断（89页），以及1930年条所录1952年《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的自我追述（152页）。
[34] 吕思勉先生于二十年代曾编写过《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修订后改称为《中国社会史》。1929年曾将其中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分作五种单行本由上海中山书店出版，1936年才由上海龙虎书店出版合订本。另有13篇讲稿未刊行。1985年始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整理合成的完本（但阶级制度一册排除在外），定名为《中国制度史》。可见吕先生写作《吕著中国通史》早已成竹在胸。
[35] 1952年，吕先生在《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总结》中对《吕氏中国通史》有以下总括：“《中国通史》。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如是。此书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瞭，余尚足供参考。”讲得非常实在。“学习总结”全文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册，改题曰：“自述”，第434－452页，颇值得一读。
[36] 张著初以《中国史纲》第一册之名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初版于1941年贵州遵义，为石印本；同年重庆青年书店铅印本易名《中国史纲》上册，疑为盗版。1942年著者“添入”第9至11章（迄东汉建立），由浙江大学再版石印。1944年青年书店再版铅印本，改名为《东汉前中国史纲》。后又有1948年正中书局版。1955年三联书店重印，称《中国史纲（上古篇）》。90年代后期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率先推出，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蓬莱阁丛书”。笔者认识可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之“导读”。近有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收录有关事迹、回忆及评论文章较齐备。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引用材料出于周书收录者，一般不再另注，仅以文后注明文章作者或篇名。
[37] 近代中国网（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刊有李洪岩《史家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一文，对张氏史学思想及其源流作了较详尽的梳理和解析，与台湾黎华赵文（见前注）略有异同之说。李文关于张氏的历史哲学对黑格尔决定论、目的论不表赞同，史学认识论则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以及主张史学亦是艺术的评述，笔者均表同意，然张氏这些历史认识实领20世纪风气之先，至今仍有价值，此与李先生认识略有小歧，特揭出就正于李先生。“天才”一语出诸钱穆、谢幼伟等人赞词。张氏天份之高，殆无疑义。
[38]百年过去，这一做法近来为“后现代史学”偷得，许多人以为“历史生命”有了另一种显示法，特感新奇，其实它是历史学始祖的“返老还童”。在笔者看来，历史叙述法与历史解析法各有长处，鉴于近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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