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08页注。现行史学史论著多将该文写作年代定为1903年或1904年，是由所据《訄书》版本不同引起。章氏这一利用本土史学资源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到世纪通史压轴大作、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作了一次全面尝试；今新修《清史》，又旧话重提。

[4]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言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5年有弟子问及学问当集中于哪一点，先生曰：史也，史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然已来日无多，终难遂愿。

[5] 此前，罗振玉、汪康年等人与日本学者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并翻译日文报刊书籍。1898年东文学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上述《支那通史》（一说该书翻印于1899年，未知孰是？）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说为《中等东洋史》）等。此社于1898年亦就解散。前者用汉文写作，故影响较大。

[6] 据李洪岩《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此文对柳先生的生平活动及其史观有较系统详尽的介绍。文章分析柳先生持古文经学、国粹学派立场，然仍立足于今、立足于政治诸论断，深得要旨。读者可详阅近代中国网（ http://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11月12日上载原文。

[7] 原书作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译书始于1893年，正式出版之前曾在1894年连载于《万国公报》。详情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97－6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据上书《西学东渐大事记》介绍，1838年由传教士郭实腊编的《古今万国纲鉴》，似为在中国翻译印行的西方历史知识之早期刊本。

[8]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笔者承华东师大史学史博士生李孝迁告示：1877年在华传教士成立“益智书会”，后改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门编写出版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据该机构1890年的统计，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已有4种15册之多。

[9] 有关晚清学制改革及各类学堂章程的详情，可详参朱有［王旁］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

[10] 吕先生事迹可详参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892年版。钱先生相关事迹，可参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所载《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 较早的近代出版业，著名者有圣花圣经书房（后易名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江楚编译官书局等，均为教会或官方主办。他们出版的书籍以自然科学类为大宗，其次则为地理类、特别是世界地理类书籍，外国历史类数量居少，但对中国人开眼看外国历史起了发蒙的作用，影响不可小视。详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见前注。

[12] “商务”的“教科书革命”，以及“中华”与它竞争的“传奇”，详情可参周武《书卷人生：张元济》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3] 《八十年史学书目》搜罗1900年至1980年书目，为笔者至今所见资料较齐备的工具书，然遗漏亦在所难免。特别是一些不甚有名、瞬间即逝的书店所出版的通史。如继1902年柳氏《历代史略》之后，同年上海普通书室编定刊行过《普通新历史》，凡10章，起太古、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章节体小学历史教科书。1903年又有东新社出版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编著的《中国历史》。1904年有姚祖义编纂的《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迄至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北京，凡60课。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卷，各类中小学历史教材收录有134部。北京图书馆等合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 夏曾佑在著述本书时已经注意到沿革地图、历史图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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