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和修订，主旨是要努力写出一本完好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自己的历史”。但他始终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探索过程[59]；强调以尊重历史、冷静批判的态度会通中国历史，需要独立思考，不能放空砲，更不能主观教条。表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上，他有主见，但不武断；勇于坚持，也勇于修正。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演，强调中国史学的传统是“文史兼通”，说“现在有一些史学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胜，反而能让人败兴，不愿卒读”，无非“马曰列曰”，终日言，如不言。他还尖锐地批评“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60]”他对通史编纂真谛和困难的认识，与百年来诸多前贤还是有许多声气相求的共通点。他一如张荫麟，不约而同地发出编著中国通史“极为艰难”的感慨。在他看来，一本比较完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正与世纪前叶梁氏语遥相呼应[61]。百年的通史实践，证明范老此言不虚，没有断代史、专门史、地区史、民族史等等各种局部性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浮光掠影而过，通史总难脱浅薄之讥；如若没有综合性的提高，水乳交融的会通，灵光闪现的评述，神散形枯，那更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形”[62]通史。可惜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也包括中国通史编著，往往未能好好体会自梁启超至范文澜等前贤语重心长的许多提醒（本文前后胪列甚多，不赘），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范文澜通史未竟之业，后由蔡美彪等接续，经长期艰辛努力，终于以十册的形式完帙，易名为《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出版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郭沬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8年前也仅出版了三册，现在七册也已经出齐。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编著的各种通史教材，风涌而出，可谓不计其数。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汇合全国各断代史、专门史知名专家、吸纳数十年史学研究成果，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被称之为中国通史“世纪压轴之作”，百年中国通史编纂也就划上了句号[63]。

笔者上述历史回顾，虽篇幅不短，但没有采取照单全收、滴水不漏的做法，自然免不了有主观选择的偏差[64]。但自问对那些有特色、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我是抱着十二分的温情与敬意去瞻仰的，唯恐有所失敬。现在，大家正企盼着新世纪通史著作的闪亮登场。这种新通史，当然是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有新的视界和追求。据我揣想，这种局面，决不可能是一部著作“定鼎天下”，而必是各种风格、流派竞胜的缤纷世界。

注释:

[1]該文共分上下兩篇，分別刊录於原《清议报》（光緒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冊，１－５页；《清议报》（光緒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冊，１－４页。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议报》精装12册，第11册，第5701-5709頁；第5761-5768頁，1967年版。是年末，《清议报》出版百册后停刊，先生即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承台湾好友车汉仁君辛劳寻觅，并扫描全文于电路见示，得窥原貌，谨此致谢。另阅《三十自述》（1902年12月），内自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据此可知，先生于1901年，已有草创中国通史之计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2　梁启超在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