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首次提出编写“总（体）史”的宗旨以来，各家通史虽然大都已经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网罗进叙述范围，但总是逃不出“纪事本末”的樊篱，往往将社会经济事项附著于王朝政策之下，社会生活事项则多付之阙如。更须指出的是，世纪以来学者多感慨世道人心不古，执著于“国民性”的优劣，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从《国史大纲》影响之大，也略可窥得当时风气之盛。《吕氏中国通史》体制的形成，如前所述，固然也与这一时风有关，然此“文化”非彼“文化”，先生所涉及的方面，恰好正与今人所说的“大文化”之义谋合，实际上已经本着人性本中外相通的高度，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31]。其用意在“绪论”中平实道出。先生谓一动一静的节奏为人生普遍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社会各项制度及其操作因为存在病态，才会有停滞、动乱的现象产生。“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因此先生对于社会进步是持一种积极渐进的立场，颇希望在“世界大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之际”，先明白自己的情况，然而理性地决定或迎或距的方针，“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一部好的通史，贵在“上下脉络连贯一气”，有“一贯的精神”。然而史家的精神气质，特别是对国情以及中国前途的理解因人而异，著作也就必不可免地要凸显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吕氏中国通史》在诸多通史中风格独异，特致意于“大文化”（核心在制度变迁），与钱穆《国史大纲》文化本位立场两相对应，更像是同一条大河分歧出南北两派，水脉波涌迭进，而同归于救亡图存大旨。吕思勉执教常州府中学堂时，钱穆曾在其门下受业，故两人有师生之谊[32]。然笔者细品两先生学术风采迥异，冒昧陈言：若说钱先生身上犹存文化贵族气息（当然陈寅恪先生更是典型），那么吕先生却是属于平民气息较强烈的一位。两人在贯穿通史“一贯精神”上取向的异同，由此或可获得一二通解。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然平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属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33]。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34]。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然而，笔者尚无从验证当时实际的教学效果如何[35]。以今日的情况来看，这样体裁和深度的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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