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本国史》显然接受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状况”一节中采用了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再进至农耕时代的迭进次序，运用了“群婚”、“母系”、“共有财产”、“阶级分化”、“自由竞争”诸多社会学新概念，认为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情景迥然有别，其转变的大界限，则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大变迁。后一点，应是从本土总体历史体悟中得到的睿识卓见，极富原创性。另外，吕先生治史的个性，向瞩目于国计民生（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发生的源流（正暗合今之“多元一体”之意），在本书中已经初露端倪。自然对比其尔后的著作，对中古之后历史解析尚无突出创见。但笔者认为在本书“序例”里提出的四条写作原则[21]，是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由构想到实践的20年总结和升华，并为以后长期编著实践证明是成功而有效的。此项学术意义，比之具体的学术识断，更具有长远的价值[22]。

　　　　　　　　　　　　（三）

1937年至1949年为新式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第二重要时段。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大抵都是在30年代奠基成形，本时段学术队伍与学术素奍因此有明显的飞跃。受学科交叉影响，视野更为开阔是一方面，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等），则为通史不断输送新的养份（尤其是考古学的发展，先秦历史的解析遂大有改观），编著进入了丰收期。更为重要的，民国建立之初一度带来的希望，在备受严酷现实打击后渐趋暗淡，不满的情绪滋长且日益沉重。特别是1935年后，由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演化出的一系列事变，直至八年抗战，我中华史上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映射到中国通史编纂的事业上来。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一次确实非同往昔。

20世纪的中国面对内外压力，急切地需要寻找振兴富强的出路。国外各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改革方案，无不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这就使得新史学与现代思想运动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各种思潮都不同程度地转换为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检讨考量的观照系统，中国通史的编著自然也不能例外。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深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新史学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进程，出现了数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著的著名中国通史。但在此之前，说一说政治上不隶属于马克思主义营垒的几位学者通史编著的情况。

首先想说到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宾四先生自学成名，以治诸子学奠基，走的是以史学贯通诸子学的道路。家族渊源和个人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怀有强烈眷顾的情结[23]。1920年秋以乡贤顾颉刚之荐，离别江南，北上赴燕京大学就国文教席。1931年夏始任教于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1933年北大决定改弦易辙，由钱氏独立担纲《中国通史》，“自古及今，一气讲授完毕”，先生开始集中全副精神编写讲义，四年间数易其稿。国难后转辗南下，在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开讲。受陈梦家等友人鼓动，于宜良岩泉下寺“静思著笔”，承续前业，反复修改，至1939年夏，全书终告杀青，定名《国史大纲》[24]。全书分上下两册，起自上古，迄民国以后，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煞尾，为20世纪前期编著的中国通史中为数不多古今全璧，又得二度修订、屡获重印者。

弟子严耕望记其师在北平、昆明讲授情景，间接亦可窥得该书特异的精神魅力所由来：“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教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奍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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