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民间文化事业的崛起，特别是出版机构抓住商机，成功操作，为中国通史在内的史学书籍走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近代出版业的肇始离不开西方传教士的努力；西学东渐风气渐盛，在印刷出版技术更新的条件下，“洋务派”、“维新派”也先后占领出版阵地[11]，这些都为新式出版业的破土崛起开了历史的先河。1898年后，民营出版机构大量涌现，知名者先期有商务印书馆（1897年）、广智书店（1901年）、作新社（1901年）等，稍后则有中华书局（1911年）的继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于1902年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随即出于其戊戌变法以来逐步形成的“开发民智”的国民教育理念，并远见到新式教育兴起的前景，果断组建编译所，首次策划并成功实现了出版业中的“教科书革命”。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的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商务”一家即独占半壁江山。“商务”的成功，带动了出版业的兴盛，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出版社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出版教科书为重点；此外尚有10余家虽未加入商会，亦竞相出版教科书。然而诸多竞争者中，唯有利用民国成立的政治机会，打出以“奍成中华民国国民”为出版原则的中华书局才构成真正的挑战，并最终形成“商务”、“中华”双雄对峙、共掀波澜的局面[12]。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八十年史学书目》来看，凡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大抵都出于这两家出版社，30年代后才有开明书店等跻身其间，然器局尚有所不逮。总之，中国通史的编著离不开出版业的支持，而有识力、富远见的出版家，往往成功扮演了高质量中国通史问世的“助产婆”角色。[13]

　　　　　　　　　　　（二）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专著，应数1902年张元济初建编译所，特聘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此书最初名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于190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三册，至1906年出齐。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将本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兹后多次重印（50年代由三联书店重印一次，而后至90年代才再度重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至1906年三册出齐时，仅叙述至隋代，直到著者去世，也未曾完璧向世。无独有偶，善始难终、半途而止的结局，却是20世纪不少个人独撰的通史往往有的缺憾，足见要以一人之力编著高质量的完整通史，艰难至极。

夏氏《中国古代史》全三册，凡两篇、四章、一百七十节，采用章节体裁（亦有学者认为实是对纪事本末体的改造）。全书主旨在《历史之有益》一节有所申述。追溯上古之“灿然”、中古之“盛强”之后，著者即感慨于近古“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于是乎，通史之所寄托就由此和盘托出：“命运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而无以知前途之夷险。”

笔者以为，该书之所以被认可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不在是否为章节体，重要的是它采纳了西方进化论的观点，将迄止当下的全部中国历史细梳其发展脉络、辨明各阶段特征，把它看作是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而不再是单纯的王朝史、帝王史。这才是根本区别于旧史，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史学标志。夏氏把中国古代历史划为上古（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段，且再细分为传疑期、化成期、极盛期、中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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