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署名“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出“新史学”的旗号[2]。梁氏主张“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明显可以看出受西学东渐影响，包含有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背景。文章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学变革的社会使命表述得十分鲜明。

“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梁氏的这一强烈意识，代表着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知识精英的一种文化心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病理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通史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清理”工作。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像是酝酿已久。章氏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3]察其大段议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心，然不赞成摩顶放踵地革旧鼎新，用心良苦，然后来的革新者却多不太在意。1902年他又致信梁启超、吴君遂等，再次强调写作新史应从“通史上下千古”入手，申述理由是“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可惜无论是章氏还是梁氏，他们当时都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4]。

最能说明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构想决非一二人之异想天开，亦非完全始于梁、章两氏的倡导，就是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徵，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5]，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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