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迟滞的传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炮和廉价商品的冲击下被迫纳入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痛苦变迁历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的崛起；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之中。在这二元格局中，以往的研究多青睐于以大都市为舞台、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新人新事的探讨，忽视了对乡村的深入研究。事实上，民族危机、乡村危机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三大因素共同规定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把问题搞清楚。作为中国历史基本舞台的相对不发展的乡村，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经济变迁、思想递嬗都有内在的制约和规定，并由于自身危机的不断加剧而对社会变迁施加愈来愈烈的影响。不研究乡村，便难以阐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本文限于篇幅，仅就乡村危机与近代中国政治格局演变的关系给予简要的探讨，以求深化中国近代史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重炮轰击下走入近代的，也可说是在乡村危机中开步的，

而且近代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这里所说的乡村危机，实质上是指农民的生存危机，表现为农业生产发展的停滞与农民生活的持久贫困，挣扎于生存边缘。对于这里的危机，不能机械地理解为近代百年农村没有丝毫发展与进步。我在拙文《略论近代中国乡村危机》 一文中，曾谈到近代中国农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指的是基本上没有质的进步的缓慢发展状态。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应该说是进步，但这进步所得并没有为农民所享有，相反有使广大农民生活更加贫困之虞。近代的乡村危机也不是以一贯之、没有变化。从性质上讲存在着从传统危机向近代危机转变的问题。1860年以前，中国社会仍踯躅于传统社会，在此之前发生的太平天国及其他各族人民大起义仍属于传统社会治乱循环（螺旋上升式的循环）周期性延续的一部分，其后，农民起义无论就其发生的原因或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来说则愈益染上近代色彩，但农民极端贫困这一根本实质未变。这一危机从严重的程度上说，不同时间不同地域都有所差异，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都存在危机则是事实。正是广大农民的生存危机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动荡和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进而影响制约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的嬗变。下面主要从其对晚清政局和民国政局的影响加以简要论述。

一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主体的乡村和最大阶级的农民，其变动状况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变迁。晚清的乡村危机及连绵不断的农民自救运动构成晚清政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清政局变化的内在原因之一。晚清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都或多或少地与乡村危机有关。可以说晚清政权在农民暴动中走入近代，在民变峰起中走向灭亡。

    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可以说是传统乡村危机尖锐化的结果。过去乃至现在仍有不少人在谈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时仍是过分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与剥削，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次起义是一次长期积聚的传统乡村危机的总爆发，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治乱循环的又一次表演。它根源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专制制度下政府和官僚的低效与腐败。只不过由于中国进入了世界体系而稍具近代色彩罢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非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