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力没有什么质的进步，至三十年代，乡村危机达到一个高潮。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固有的人多地少、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政府腐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益商品化的中国农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减少危机给本国造成的损失，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向国外大量廉价倾销工农业过剩产品，从而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家破产，粮食作物也往往由于外国进口粮食的竞争而价格大跌，出现谷贱伤农。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以至硬通货短缺，出现金融危机。在银价不断上涨的情势下，中国物价大幅下跌，从而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三十年代几乎连年发生大的水旱灾害，更使农村走向破产。另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及其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对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侵略的步步加深都给中国农村带来严重灾难。总之，这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走上极度衰落与崩溃之境。乡村严重危机，民族严重危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存续问题。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就必须动员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而要有效地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的生存危机问题。因此农村危机不解决，民族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一时间，复兴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识。也就是在解决乡村危机的过程中，民心向背日益发生倾斜，从而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格局的走向。

    面对危机严重的乡村，同时也为了消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在统治区内实行减租减息。1926年国民党就提出了“二五减租”政策，但真正实施过的只有浙江一省，其他省份有的也曾下过减租令，但未经实行就相继取消。如湖南省政府以减租为共产党的政策为借口，于颁布的同年同月就取消了该政策；湖北于1928年以妨碍地主利益以至危及税收而明令废除；江苏省用怠工的方法让它不了了之。许多省份对减租提都未提。就是大张旗鼓实施二五减租的浙江省也未把它贯彻到底。省政府与省党部矛盾重重，乡镇政权多为地主豪绅把持，往往拒不执行减租令，把反抗农民诬为共产党。 减租都难以实行，更不用说进行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土地改革了。1930年国民政府曾制定了《土地法》，鼓励自行经营、禁止出租人预收地租和收取押租等，但这是一纸具文，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实行过。相反国民政府在原革命地区设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宣布已被广大农民分散之田地及其它不动产，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 面对乡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盛行，国民政府在“救济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设立了农业银行，利用“合作社”等组织，向农村贷款。银行下乡，向农村贷款，远不能解决乡村金融危机。银行贷款数量较小，对农村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在农民的借款来源中所占比重甚小。1933年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在浙江陕甘等省的调查表明，合作社贷款只占农民借款来源的13%， 1934年的调查则表明银行和合作社的借款只占全国农民借款来源的5%。 而银行贷款一般通过多由地主豪绅把持的合作社进行，且贷款需有抵押，故低利贷款的好处多为地主富农所得。普通农民即使借款一般在20元以下，其借款用途多用于暂时的生活困难或还债务，而很少用于农业生产。贷款的期限也较短，对于农业生产收获期长的特点，往往来不及资金周转。国民政府也设置了不少农业试验场，进行农业技术改良。由于人才缺乏、资金困难，成果有限，且有限的成果也由于农村衰敝而难以大规模推广。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还实行保甲制度，以后又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由于这些措施无助于农民生存危机的解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成绩。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更无暇顾及乡村问题，代之而起的是战时统制政策。这对于民族抗战也许是必要的，但农民的生存危机因得不到照顾而丝毫没有减轻，更因抗战后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日趋腐败，大发国难财而民心丧尽，逐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所唾弃，以至最终由大陆走向海岛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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