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汉至清初，人口在两千万至八九千万间摇摆，但随着清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统治疆域的扩大，人口不断增长。尤其是自康熙51年（1712）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起，中国人口在低水平平面垦殖农业的基础上、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方式的要求下，迅猛增长。据当时的官方统计，1741年全国登册人口突破有史以来的１亿大关，1762年人囗增至两亿，至1790年，人口超过３亿，1812年为365447000人，人均耕地只有2.87亩， 1851年人均耕地更下降为2.47亩，为近代中国百年史上最低的年份。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大起义于此时爆发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早在18世纪末年，由于人口的超规模增长，土地兼并的加剧，官吏的腐化堕落，人地之间的矛盾已空前地尖锐化。在没有民权、实行独裁专制的情况下，政府缺乏监督和制衡，因此其自我调节机制大打折扣，一旦社会发生危机，便往往转化为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武力暴动，听任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掀起自下而上的席卷王朝的怒涛，农民起义也就不自觉地充当着排除社会运行障碍的历史工具。乾隆末年已民变不断，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等此起彼伏，构成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前奏。一方面是封建政权愈益黑暗和无能，一方面则是广大人民的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涓涓细流汇成江河，零散的农民起义汇聚为扫荡十八省、历时十几年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自然在情理之中。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仍属于旧式的单纯的农民大起义，但由于它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因而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与中世纪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它一方面给满清的封建统治予以沉重打击，使其大伤元气；同时还促使清廷部分改变了统治术，进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变化。一个事实是，太平天国运动促发了洋务运动的产生，充当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助产婆。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端，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传统中国也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但洋务运动是作为对农民起义的直接反动而产生的，其最初的目的虽然有御侮的一面，然而由于当时清统治者视农民起义为心腹之患，故其主要动机却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历史往往是在扭曲中进步的，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大起义扭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关，进而中国才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与新的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否则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便无法产生。清政府中央政权内部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崛起了一个以军功为资本、以办洋务而著称的洋务派，他们多是握有军政大权的以汉族官僚为主体的封疆大吏，随着这些地方大员势力的不断扩张，其对满清王朝的离心倾向亦日益增大，从而加速了清朝的解体和灭亡。近代中国的各色政权几乎都经历过财政拮据的折磨，也几乎都是在财政困境中走向墓地的，而财政困难的根源则在于乡村的衰落与破产。政府财政越困难，便越加重对广大农民的搜刮，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晚清政府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圈中走向覆灭的。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未能导致王朝更替，它除了消灭部分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外，并未能给乡村带来光明。一、它未能导致一次农民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结局，相反，在清政府反攻倒算和一大批军阀地主的兴起下，封建土地制度又得到了加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以及在农民起义失败后，未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只是力图恢复旧秩序。在太平军原占领区大力支持原地主夺田追租。1863年，清廷命令督抚“于新复各处督饬各该州县，确切查明实在‘逆’产入官。其荒废地亩，有原主者，即行给颁，尚未查到业主者，即著暂行造册登记”，“俟业主续归，再行给还。” 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地区，才下令招垦升科；在江浙等破坏较大的地区，才实行“蠲减钱粮”，但得益者多为大地主。而且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兴起一大批军阀型地主，他们由军功而发迹升官进而成为为霸一方的地主豪绅。湘军首领曾国荃，在湖南广置田产，“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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