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勿容置疑的。但中国社会没有进入革命党人所设计的太平的民主共和之境，却也是事实。辛亥后的中国，少了一个满族君主，却出现了无数个小皇帝，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军阀割据的时期。对于割据局面的形成，毛泽东同志曾归结为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应该指出这种地方农业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衰落的小农经济，只有在这样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才会出现大量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

    中国自战国以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构成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主体，且几千年未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小农经济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从而其规模更加狭小。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度的脆弱性和极强的再生性。由于其规模较小，抵抗各种天灾人祸的能力特别差，所以十分容易破产；然而也正由于其落后狭小，从而也比较容易恢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中国的农业就是在这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迟缓发展，中国农民也在此基础上苟延生命。如果遇到较大的天灾及较重的人祸便难以正常生存，或迁移外地、或为乞丐、或充当盗贼土匪，而参军当兵也成为破产农民的一条维持生计之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频繁的天灾，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弱点，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存危机加深。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不仅给农业造成巨大破坏，而且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基本上都有农民负担，以至农民的赋税远较其他时期沉重。不仅田赋正税增加，附加税更是多如牛毛。以河北定县来说，在1911-1927年间，田赋正税增加了63.42% ，附加税增加了353.25%。 四川南溪县，1925 年一年之内换了六次占领军，地丁税从7000元增加至323500元。 四川梓桐1926年的赋税已预征到1957年。当然这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军阀混战下的悲惨命运。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乡村经济商品化迅速发展时期，商品交换中的各种盘剥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都加剧了农村的破产。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工业进展较快的时期，工业化的进程加速虽然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在促使大批乡村手工业破产的同时，却难以吸收游离出的大量破产农民。从农村自身来讲，人均土地较少，且生产落后本身就难以维持生计。1917年据北京农商部的调查统计，全国有36%的农户耕地面积不到十亩，有26%的农户耕地面积在10-29 亩之间。另据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调查部对六个村790个农场耕地面积的调查， 耕地面积在0-20亩的农户占总户数的56.3%。  浙江等南方几个省份农家耕地面积比北方更小。据1922年华洋义赈会的调查结果，中国东部村庄有半数以上农家，中国北部村庄有五分之四的农家，每年的家庭收入都不及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不少处于饥馑之中的农民，作为求生之路、养家之法及出人头地的捷径而聚至军阀麾下。彭德怀入湘军为兵，原因就是“家庭贫困”，“当堤工不能养活全家”。 当时的士兵多是为糊口谋生的农民。据社会学家陶孟和对1920年驻扎在山西太原的警卫旅五千人中将近一千名士兵社会背景的调查分析，发现87.3%的人来自农业和没有职业的贫困家庭。 他们指望寄兵饷回家以供养父母及其他人口。 正因为有众多的贫困破产的农民，才使得某些人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因此我们可以说北洋时期的乡村危机构成了军阀割据及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军队人数增长很快，1916年只不过有50万，1918年已达100万，1924年增加到150万，1928年则增至200万人。  此外由乡村危机为主因所出现的土匪横行，构成了另一社会景观。

    北洋时期的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政局，从根本上说是乡村危机的结果，如果只把军阀割据与混战简单归结为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或者归结为中国社会突然缺乏权威下少数枭雄大盗的翻云覆雨和纵横捭阖，仍然难以深刻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同时，如果不考虑该时期中国主体之乡村的破产衰落，单凭几个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而为这时期的历史高唱赞歌，似乎军阀越混战，社会越进步，就更有些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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