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中唐以降至两宋，国家权威朝向乡间渗透的趋势，极为明显。在国家举措的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凸显出国家公权力在基层乡村的话语表现欲望；纲常教化观念的传布与渗入，则是另一渠道的表现。就两宋而言，这一渗透的深度是有限的，但却与唐宋社会发展变革诸因素密切相连，对赵宋国家和基层乡村社会，影响深远。

关键词：两宋；国家权力；渗透乡村；唐宋社会变革
 
赵宋立国后，惩创中唐五代之弊失，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进而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经过赵匡胤兄弟的努力，中央对于地方州县政府的控制，几乎达到了他们预期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效果。朱熹指出，赵宋国家在对地方州县的控制中，“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2]]。也就是说，中央更多地剥夺州县的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威已在一定程度上严密控制了地方政府。这正如南宋叶適所说：“国家因唐五季之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3]]并通过通判、巡检、土兵、县尉等地方行政管理职能的健全，以及设置弓手、衙前等州县职役，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威在地方政府中的统治力。中央政府对于州县的管理，确实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朝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州县的控制是如此严密，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当然，也出现了国家权威向下渗透的趋向[[4]]。一般而言，帝制时代的中国，其行政管理的设置直到县一级，县以下不设治。然而，在县级国家政权与乡村广土众民之间，又不可能完全处于“权力真空”状态。那么，其间究竟是怎样的机制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性作用，将国家权力渗入到乡村社会的呢？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是很重要的，并认为“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如果不弄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5]]。其实，两宋对乡村广土众民的治理体制：诸如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以及纲常教化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对民众头脑的灌输，即大致能够反映上述国家权力抵达乡间的渠径。然而，赵宋王朝如此控制乡村的动因和历史渊源何在？换言之，哪些社会发展变动的动力促使王朝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一趋向对于两宋乡村社会、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乡村社会又是怎样接受、调适和回应的等，均未见前人详加探讨，有鉴于此，我们谨在全面解读有关史料的基础上，以平实的表达方式，略加考述。
一
赵宋王朝自国家政权的、自上而下的角度，加强中央政府对乡村民众的控制，并藉由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国家制度展开的历史脉络，是较为明晰的。下面，我们对这些制度略加考述。
先看宋朝的户等制。宋初，沿用北朝以来的户等制，首先按照居住地的不同，将民户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再按照有无资产，将乡村户分为主户和客户；同样，依据资产多少，又将主户分为五等。五等户的户等簿，是由里正、户长和乡书手一起攒造，每隔三年就要重新编造一次，地方政府以此来掌握辖区内民户的资产变动，并按照主户户等的高低，征税派役。与北齐以来的户等制一样，宋朝的户等制也不具有国家对编户齐民的人身控制机能，只是政府用以征税派役的依据。为了更多地征收到赋税（包括募役法实行后征收的免役钱、助役钱等各色名目的赋税），保证国家财政的正常开支和有效运转，在王安石变法时期，还出现了五等户制细分为十五等的情况。不过，伴随着司马光等反对派对新法的抨击和大部分新法的破产，这一细分化的局面并未延续下去。虽然在南宋时期，五等户制还出现了形式化倾向，但基本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6]]
宋代乡役制和保甲制，前后变化很大，且多有重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