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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时间:2009-7-24 13:57:14  来源:不详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代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宋代史学表现出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个发展趋势。这两大趋势之间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 

  一 宋代理学的兴起以及理学思想逐步成为宋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一些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道德性质,过分强调史学惩劝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宋代史学呈现义理化发展趋势。宋代义理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荣经陋史。义理派史家欲藉儒家《春秋》学的义理思想褒贬世道风俗,宣称史学的本质在于道。北宋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诉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南宋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圣人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的思想,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用经义以断往事。朱熹更明确地说:史家治史如果不用儒家义理思想作指导,即使饱读史书考古今治乱,研究典章制度,也会胸无尺度,无益而有害。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无须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标准评判历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笔削褒贬。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撰史强调文,使历史事实屈从其笔削义例。欧阳修撰《新书·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薨、诛、杀、死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吕夏卿撰《唐书直笔》,记载内禅、立皇太子、立皇后、命将征伐等事件义例繁琐,肆意褒贬,予夺之际,更加混乱。朱熹撰《通鉴纲目》,更是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然而设例愈繁,褒贬愈无定论。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甚至为突出现实政治不惜歪曲历史,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没有价值,给史学发展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 

  ——驰骋议论。义理派史家无视客观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势,也不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仅仅对历史作出道德评价,治史驰骋议论之风大盛,不少史家逐渐脱离历史事实而主观褒贬历史。欧阳修从儒家义理观念出发,认为冯道历事四代有亏臣节,置冯道于周世宗显德年二月丁卯出任周太祖山陵使、而三月乙酉周世宗亲征北汉的事实于不顾,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出现周世宗厌恶冯道谏阻攻打北汉而任命他为山陵使的记载。苏轼评价战国时期燕将乐毅伐齐之事,把乐毅连续征战数年攻下齐国70余城说成破齐70余城后在莒和即墨城下屯兵数年不攻,得出乐毅以仁义感化齐人而造成失利的结论。这类议论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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