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性质根本不是历史评价，因为离开历史事实而主观臆度发表评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发挥，纵横驰骋，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当然就不再属于历史评价的范畴。
——感悟认知。义理派史家根据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儒家的义理思想视为永恒的真理，以为可以适应于任何历史时代。他们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研究历史，只是根据抽象原则评论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而对各个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和历史问题缺乏具体研究。程颢和程颐认为，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过是天理的自然体现。历史发展既然由永恒天理决定，那么史家的职责就是阐明贯穿其中的儒家义理思想。朱熹继承二程思想，进一步指出历史演变存在天理，古今社会历史虽然发生变化，然而天理却亘古不变。他们的认知方法是注重整体与感悟，笼统而抽象地考察历史，而不是运用分析和实证的治史方法，结果导致史学研究流于浮泛空疏的弊端。
二 在宋代，义理派史学虽盛极一时，影响巨大，但历史考据学在这个时期也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宋代史学考据的领域相当广泛，特别到南宋时期成就更加突出，标志着宋代考据性史学的形成。宋代考据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考异纠谬。宋代不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修史，多采用在史书正文之下附录注文以明材料取舍的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异著作就是北宋史家司马光所作的《资治通鉴考异》和南宋史家范冲所作的《神宗皇帝实录考异》。纠谬方面的代表作是北宋史家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吴缜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纪、表、志、传对比考证，揭出《新唐书》20类谬误和8条致误原因，胪列《新五代史》谬误200余事，考证虽有未尽合理之处，但纠正史书记载谬误的成绩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考据史学的专门著作。南宋史家李心传所撰《旧闻证误》、王应麟所撰《汉书艺文志考证》、宇文绍奕所撰《石林燕语考异》等，都是考史成就较高的专门考史著作。
——刊误辨伪。宋代史家校勘前代史书，集中在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主要围绕两《汉书》和唐修八史。北宋史家曾巩受诏校勘皇室藏书，撰有《战国策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刊误之篇。宋仁宗景二年，诏余靖校勘《汉书》，逾年撰成《汉书刊误》。宋英宗治平年间，刘奉诏校勘《后汉书》，撰有《东汉刊误》，又与刘敞、刘奉世合撰《三刘汉书标注》，成为宋代考据史学名著。南宋时期，吴仁杰又对三刘之书补遗，对两《汉书》进一步校勘，撰成《两汉刊误补遗》。宋代史家在辨伪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欧阳修撰《易童子问》、《毛诗本义》，不仅攻驳传注，而且对《六经》本身提出怀疑和驳难。吴撰《书稗传》，率先对《古文尚书》予以驳辨，启发了后人的思想。朱熹对《六经》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史书均有考辨，成为宋代最具辨伪眼光和辨伪成就最高的史家。他们对古代传说和古代史籍重新加以审视和清理，澄清了许多史书的谬误。
——辑佚补缺。宋代辑佚学成就最大的当属郑樵和王应麟。郑樵提出散亡之书可据现存书中称引辑录成帙的思想，而王应麟则创辑佚之成法，标志着传统辑佚学的形成。宋人始有补表、补志之作。补表始于宋人熊方所撰《补后汉书年表》，补断代史志始于宋人钱文人所撰《补汉兵志》。
——金石证史。北宋最先研究金石器物的史家是刘敞，认为金石文字对于校补古代文献具有重要价值。收集商周铜器详加考证，撰成《先秦古器图》。欧阳修阐明收集金石碑刻的目的在于校补史传缺误，积10余年之功，集录1000卷金石铭文，撰成《集古录》。赵明诚认为历代正史记载的年代、地理、官爵、世系，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金石刻词为当时所作，可信无疑，对考史价值极大，搜罗金石铭文2000种，撰成《金石录》。南宋洪适撰《隶释》和《隶释续》，也是比较重要的金石著作，历来为考古学者所重视。宋人开创以金石刻词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据路径，为史学研究引入了新的材料和方法，不仅在历史考据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宋代学术以理学为特色，史学受其影响而形成义理化史学趋势。然而史学固有规律要求史家广泛搜集、整理和辨析史料，于是又产生出以求真考信为宗旨的考据性史学趋势。这两大史学趋势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宋代史学的繁荣。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