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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样严密防范“群氓”的叛乱倾覆政府的危险,所以,类如保甲法中的让民户相互监督的举措,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由唐到宋,人口增长迅速,租佃制下人身依附的松弛,使人民移动加速,赋税徭役的重压下,铤而走险者也较多。有宋一朝,先后有王小波、李顺,王则,宋江,方腊,钟相、杨幺等数起较大规模的农民叛乱,小型农民骚乱,几乎常常发生。天水一朝被异族入侵所取代,终究未被国内民众的叛乱而倾覆,这固然与赵宋王朝立国之“祖宗之法”不无关系,但是,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王朝对乡村民众的控制措施是较为得力的,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又可反映出国家权力向下延伸后,带给宋朝社会积极作用之一斑。我们还认为,正是出于财政税收和基层乡村稳定的考量,方才引发统治者设定新的治理理念,从而推动了这一国家权威下移的趋向。
最后,自唐朝以来,科举取士成为官僚体制自我更新的主要渠道,宋朝更是如此。宋人有云“读书人人有分”[[8]],读书应举的观念已深入民心,民众中有更多的人以读书、科考为生活的一个目标。在社会上(尤其在南方),乡先生几乎是星星散散地布满乡间,官学和书院培养了大批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相对数量比起前代有了明显增长。虽然,宋朝政府历科取士的数量比唐朝高出多倍,但是,跃过龙门者毕竟有限,落第者数量相对巨大。由于数考不中,许多读书人不得不在基层社会中从事教书、作吏、农耕,甚至成为僧道,或民间迷信、某些信仰的头领等,以谋取衣食生活。在官场中,又由于官员众多,而实际的官阙却相对有限,许多中举者也难免长时期处于待阙或丁忧、退休状态之中。于是,就有更多的士人,在没有机会参与上层国家的治理后,以他们的才识和各种资源,转而关注下层的自身之家族、宗族、民间信仰或相关地方事务;在社会地位和资产变动不居的境况下,为自家政治和经济资源持续发展的考虑,努力营建自身、家族在乡里的影响力。换言之,在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后,只好转而在修身、齐家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两宋基层乡村中,也有更多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乡里和宗族等成为他们淑世教化的场域,他们所传递的臣民思想,官方统治意念以及诸多儒家纲常教化观念,从而起到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对于国家权威向基层乡村的渗透,也起到了一些不易发觉的效能。限于篇幅,这里谨就王朝的典章制度、官府的公权力经由怎样的形式或渠道在乡民社会中的有效介入,稍加阐述,而王朝绳民以法,教民以化,凝聚民心的历史脉络,国家话语在乡村社会的表达和实践,国家公权力整合乡村社会的实际途径,也即乡民接受纲常礼教等观念的管道、过程,及其回应与调适,我们另文再行申述。[[9]]
要之,在传统帝制时期,历代王朝都关注到、并致力于全面掌握、控制疆域内的民众,希望使得他们按照自己的统治理念和既定的规则运作不息。从中唐到两宋,由于社会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直接推动了国家权威向基层乡村社会渗透的倾向,并且使这一社会变动的“慢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但是,由于国家资源的缺乏,专制政权下行政管理能力的薄弱,交通和通讯设施的落后等因素,对于这一趋势,也不宜过高估计。这是因为,宋王朝向基层乡村延伸的国家权威,还远远不具备动员、支配每一个社会细胞的能力。正如上述,国家权威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政府对于乡村民众的全面掌握、控制的能力,也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从实际运作上看,乡役组织执行的是行政职能,是国家的行政权力渗入基层社会的标志,是政府加强对乡村监控和动员能力的系统,故而一些社会学者视之为国家政权有机体的“神经末梢”。一般而言,距离权力中心越远,层级越多,上下阻隔越为明显,政令越不易贯彻,下情越是不易上达,中央政府也越难以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下面越是容易变通国家的政令。[[10]]三年一迁的迁转法,使得州县官员根本就难以在地方上施展治理的韬略;政、财、刑权收归中央后,州县政府对地方统治能力就相对显得颇为有限,其社会治理职能的消弱,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财政领域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上级政权不断将下级有限资源收归己手,同时将更多财政负担推给下级,导致地方财政完全服从中央财政调拨,地方财政也同样陷入困顿。国家既难以保证地方财政的供赡,更无力督责各种法令真正的贯彻落实,州县在国家制度外的苛征就难以制止,形成了国家财税制度日益“地方化”的局面。[[11]]州县地方行政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基层的乡村社会。国家权威在基层乡村的效用,我们有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譬如投石于静水后产生的涟漪,距离投石落水点越远,涟漪的波动也就越加微弱。总之,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权力向基层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延伸,都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 


上述这些都是来自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社会控制的举措,是自上而下纵向的国家管理体制,是来自国家权威“公”的系统的,除此之外,在宋朝乡村社会中,还有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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