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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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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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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系统的、属于社会和民众自我发展、调适的社会运行程式，这就是乡民自我管理模式，诸如义庄、义田、义学、义仓（社仓）、义役、乡约，以及宗族、家族等乡规民约的管理模式，乃至一些民间信仰的组织等。上述居乡的那些落第士人、士大夫，自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宋朝政府对于宗族的倡导和旌表，也可进而说明，国家是在借用宗族的形式，替代国家政权对族内民众进行控制和管理。而这些乡族组织，又往往会成为消弱国家权力的力量。换言之，广大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活中，也养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生活观念和传统的自我组织能力，或可称之为自律、自治。诸如在水利灌溉等领域形成的自我管理、调适的组织和机制，以及在一些社会公益事业的兴建方面，临时或长期构建的组织等[[12]]，形成了一种应对官方权威的观念和办法。这对于宋朝乡村社会的管理，以及国家权威的下移，既起着不可忽视的抵制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反控制意味的影响。又由于上述乡役等乡村管理体制本身既属于“公”的系统，又属于“私”的系统的两面性，或者说既是国家政治权力在乡村中的代表，又是民间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介于州县政府和乡村大众之间衔接性的中介。在强调聚族而居，睦邻友好的乡土社会中，他们很难完全摆脱乡土亲邻的亲缘关系，一味为了官方的事务而开罪乡土亲邻，更何况国家也并未授予他们足够的资源，作为开罪乡邻的补偿，所以，赵宋政府依赖这一社会群体将国家权威的触角抵达乡村，其效果自然是要打些折扣的。
[[1]]《朱子语类》卷110《朱子七·论兵》，第2708页；[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南宋取民无艺》，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338页。
[[2]]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7~294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5~442页。
[[3]]参看朱瑞熙《宋朝的岁币》，载中国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4]]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第534页。
[[5]]参漆侠先师《南宋的差募并用到义役的演变》，载《历史论丛》第5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
[[6]]《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
[[7]][唐]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类似论说，宋人尤多。对此，梁太济先生有精详研究，参其《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
[[8]]施彦执：《北窗輠炙录》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新印本。
[[9]]就目前的认知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乡民接受国家纲常礼教等教化观念地渠径有：民间私学，乡间读书人对公文等地讲说、劝谕和示范（劝农文），佛道等各种民间信仰，祭神、赛会、戏曲、民歌、教育、说书人的宣教，乡间碑刻、牌坊、墓碣、名墓（名人、名事）、祠宇、匾额、桥记等，多是经由民间的读书人对广大乡民浸润渐渍，导民以德，教民以化，谕民以俗。譬如，有些士人成为在宋代兴起的话本行业的说话人，或者是戏曲的唱本作者。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一记有涂巷小儿从家中持钱，出外聚坐，听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的记载。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剑南史稿》卷33《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和刘克庄的“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田舍即事》，四部丛刊初编本），两首诗是宋代民间已经盛行说话和戏曲的很好写照。而三国等宣讲封建帝王正统思想的这些说话故事，却给乡村的百姓灌输的是对专制政府的服从、顺从等正统的儒家的思想观念。僧道在乡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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