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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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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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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和交叉，较为复杂。宋初，沿用中唐五代以来的役制，以民户充当各种职役，代替或协助州县官府管理民户，以民治民。在乡村中设置乡役制，以里正、户长、乡书手催督赋税，以耆长、壮丁负责盗贼词讼[[7]]，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的乡民管理制度。一般而言，这些乡役役人，主要以乡村五等户中的中上等民户担任，按户等高低，承担不同的乡役。当然，在乡村中起主要作用的乡役，则一般是由家产较为丰厚、户等较高的上户担任。这些乡役，大体上每三两年、一年轮流一次，所以又称之差役。北宋中期前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实际需要，乡役制还发生了一些变革，如至和二年（1055）废除里正，宋神宗元丰前后，乡书手上升为县役，乡村管理事务转由户长、耆长、壮丁等乡役人承担。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革旧法，推出了募役、保甲等新法。其中的保甲法（保伍法），先是以乡村民户每10户设为1小保，10小保为1大保，10大保为1都保（500户）。国家制度规定：“同保内有犯除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并依从伍保法科罪。”[[8]]这类同于由国家政权派生出的地方自卫组织，采取相互监督的办法，严密监视、防范乡村民户的不法行为，更为重要的则是防止民众的叛乱。熙宁八年（1075），朝廷改变了保甲户等的范围，以5户为1小保，5小保为1大保，10大保为1都保（250户），在1都保中设置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等，共62人。设置保甲法的治理理念，原为训练民兵，以之作为正规军的后备力量的，并借以达到民间自治。但是，熙丰后期，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等也因国家的实际需要，与乡役人混同为一了。换言之，原来由耆长、户长等乡役承担的乡村管理事务，已改由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担[[9]]。此后，经过元祐、崇宁年间的政事更革，乡役名称前后变化不一，较为混乱，这样也就导致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保甲法混同役法后，赵宋王朝也藉此加强了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打破隋唐时期以100户1里、500户1乡为最基层的治理范围，更多地让民户自我牵制，改由小保、大保、都保（5户、25户、250户）这样一个层级式的治理措施，作为国家控制广土众民的最为根本的方式，实现其乡村控制的目的。这样一个层层约束、互相监督的方式，不但用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还用以督促民众完税纳粮，也充分体现出国家权威在基层乡村中的延伸。此外，作为保甲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制定了一个基层税收的新制度：在30户以内设置甲头1名，由不同民户轮流承担，来达到国家完税纳粮的目的。
相对于宋朝以前的历代政府而言，就民户纳税完粮和乡村秩序维护方面，上述宋代的管理体制，无疑是强化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权威的重大举措，国家权力向乡村基层下移、渗透的趋向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尤其是保甲制的推行以及保甲法混同于乡役法后，在征税和维护乡村秩序的管理体制两个方面，均有明显的表现。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的渗透，具有指标性进展。[[10]]
我们再对宋朝的乡村管理体制稍加探考。此前，大多认为，宋朝沿用了隋唐时期的乡里制度，以乡统里。最近20 多年来，随着“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转变，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有了更趋于宋朝历史客观事实的论断。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无暇顾及乡村社会的管理，曾一度沿用前朝旧制，但是，稍后就逐渐发现，前朝旧制与现行乡村管理体制并不完全适应，于是，就开始进行部分改革。开宝八年（974），出现了“废乡，分为管”[[11]]的朝廷诏令。然而，这一法令并未得到全面贯彻，只在个别地区有所执行，而在其他更多的州县，在外貌上，虽仍然沿用前朝的乡里制度，但实际上已与前朝旧制大相径庭。此外，宋代文献中还出现了耆和管的名称，虽然学者们多有讨论，但是，实际上都不能以确凿的史料，一一辨析，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演进脉络。各地还多有根据地方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与国家法规大致相似的相关体制的情况。《永乐大典》卷2217所载《泸州志》引《江阳谱》，就是明显的一例。乡、里，耆、管，这样各地不一、名实不符的局面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王安石变法之后，才出现了以“都、保”为乡村管理名称的制度。但是，北宋后期和整个南宋时期，在乡村管理体制之中，仍然存在着乡里制度的名称，而宋朝所谓的里，已经和自然聚落的村庄没有什么区别；所谓的“乡”，虽然史料中多有记载，但似乎也并非一个管理乡村广土众民的有效机制，除了用来科举时标明自己的乡贯（户贯和），以及作为地域单位，由士大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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