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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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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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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乡里两级制质疑》（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关于日本学者周藤吉之、柳田节子的代表性见解，多可见于该文。而梅原郁、佐竹靖彦、中村治兵卫、河上光一、丹乔二、浅海正二等人的研究，以及诸多中文成果，则未见引述），王曾瑜《宋代社会结构》，载《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梁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但在实际上，则多又根据个人对两宋乡役制度的研究（《在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两宋乡役演变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并前揭《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宋代乡村管理体制再探》，未刊稿），而断以己意。
二
通过上面对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和乡村管理体制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两宋时期，国家权力确实在逐渐地向基层乡村延伸。那么，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动因何在？这样的渗透又对宋朝乡村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在中唐迄于两宋的社会变革中，能够得到较好的说明。国家权力向乡村基层社会延伸的趋向就更为凸显，一些隐晦不明的史实也得到较清晰的阐释。
如所周知，中唐以后，均田制、租庸调制逐渐没落，田产自由流动逐渐为官方认可，入宋后则发展为“不抑兼并”的土地占有模式；以资产为主征收的两税法，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全民兵役制——府兵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代之而起的是由国家财政全额出资养兵的募兵制；租佃制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加大了民户自由移动的可能；无论是主户、客户，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等等。所有这些变化，使得国家在征税派役、乡村管理方面不得不也随而变革，以便适应王朝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首先，原来由服兵役的民户自家承担服兵役期间的费用，募兵制下的兵员，则是由国家财政直接开支，由国家花钱来养活数量不断增加的军队，连同其家属。这样，国家一方面必须想方设法征收到更多的赋税来充实财政，以致朱熹浩叹“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清人赵翼则惊呼南宋朝廷的“取民无艺”[[1]]；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又不得不用取自于民的财赋来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关于宋朝养兵的费用，宋人众说不一，但是，大体上讲，在和平年代，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战争年代高达十分之七八都要用于养兵。[[2]]而对于辽、夏、金、蒙（元）的一次次战争赔款，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3]]。这些都迫使赵宋王朝“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4]]。及时有效地完成赋税征收任务，成为王朝统治的重中之重。值此之故，没有足够的人手加强国家政权对于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是不能顺利完成这些复杂而艰难的工作的。在穷窘不堪的财政压力下，中唐以后的李氏王朝和赵宋王朝逐渐将其国家政权的触角深入到了乡村之中。同样是出于国家财政的考量，募役其名，差役其实的制度下[[5]]，国家越来越多地侵夺作为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以保障财政收入，减少国家的乡村治理成本。汉唐时期所谓的乡官，中唐尤其入宋后则名之以乡村职役，官僚士大夫则视之为“至困至贱”的徭役[[6]]。这一职一役之差，不啻天壤。除了冒险非法侵凌于民外，他们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官方授予的资源，一般情况下，更没有什么薪水。
其次，国家由控制民户人丁的多少改由控制其资产的多少。唐朝乡民有诈老诈小等问题，这是民户逃避赋役的主要方式。中唐两宋后，乡间民户已经少有诈老诈小之事，而想方设法隐瞒家产，诡名挟户和诡名隐产等遂成为宋朝富民逃避赋役的主要手段。显而易知，人丁的管理，即使是诈老诈小，由乡民担任的乡役人比较熟悉乡间民户的情况，对一家一户人丁的多少、年岁，都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民户的管理相对较为容易。除非他们有意包庇或舞弊，否则乡民是很难逃脱赋役的征派。两税法后的中唐、两宋社会则不然。这是因为，资产可以是有形的土地（但是土地的贫瘠或肥腴，却并非是肉眼所能测量的）、房屋、牲畜、粮食、农具等等，也可以是有形却又无形的钱币等。有形的尚可发现和大致测算，无形的却不易发觉，更无法测算[[7]]。所以，相对而言，以人丁为征税派役的标准，比起以资产多少为标准要简单而易行。一方面是国家的三冗三费、积贫积弱，财政日益入不敷出，困窘不堪，另一方面则是完税纳粮的繁难，在这种情况下，加派乡间管理的人手，增加他们的劳动强度，以便更好地促使乡间百姓们完税纳粮，也从而保证了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使得国家机器正常持续运转。
再次，出于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考量，在收回地方州县之权后，赵宋王朝也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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