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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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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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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文字中追随前朝遗踪外，几同虚设。或说乡书手为北宋前中期乡级管理体制的头目，那么，又如何解释“管”的设置？并且，在这时的“乡”中，就现已寓目的史乘而言，我们难以寻绎到可以代表乡级“政权”系统头目的名称，也难以说明究竟在多大的面积或户数单位内设“乡”，在乡村自然聚落和依据民户多少设定的乡里保甲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或重叠或脱离的关系，还未有明晰的界定。如果说耆长、户长等是乡（管）级管理体制的头目，那么，在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的漫长时段中，实际上协助、代表国家在乡村中征税派役、维护社会秩序的，却是都副保正和大小保长等乡役人。若非耆长、户长等是都保的上一级乡村管理体制，在征税派役、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是高一级乡役人督促低一级乡役人的管理体制，那么，在这时乡村中，无论怎样的推测，都很难推翻都保是一个行之有效、且推行有力的乡村管理体制的层级的推断。[[12]]
我们认为，上述的乡村管理体制，或者如同夏维中先生所说的“乡村基层组织”，梁建国先生所说的“乡村区划”，究其实，它和我们所说的乡役制度是一根同脉的。而从文本的制度入手考察，所谓的乡村管理体系只是来自国家、官方典制中静态的文本，无疑不能显现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面貌，国家制度在乡村推行的实态也就难以把握。如果我们不否认乡役制中“都、保”是一个国家治理层级的话，那么，是否像汉朝的乡、亭、里制一样，宋代乡村社会中也存在着两种体系（当然，宋朝乡役制度中，负责征纳赋税和负责烟火盗贼等两类乡役，是有其职责划分的，但在实行中，却往往是既分工又合作，是混同为一的），或者说乡里仅是一种标明地域的单位，而都保才是具有国家政权“神经末梢”性质的管理层级，自然尚需有力的证据加以印证，更需对耆长、甲头、保伍制中的保正长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精细研究，尤其要辨清其中的区域性差异，区分以户数为标准划定的都保及其与乡村自然聚落的重叠或脱节后，方可在史阙有间的情况下，稍窥宋代乡村管理体制实际面貌之一斑。
总之，宋政府就是依靠上述乡村管理措施，试图将广大乡村民户牢牢地控制在国家的权威之下，其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步伐，无疑以保甲法的推行，方有一些质的进展。即使保甲法混同为乡役法后，无论是在征税派役方面，还是在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方面，同样都有实际的显现。所有充当这些管理体制头脑者，均可视之为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也均具有填补地方政权、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空隙的功效。 [[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070页。
[[3]]叶適：《叶適集·水心别集》卷10《始议二》，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
[[4]]有关这一论断，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偏重关注县级行政及以上的运作）和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偏重县级行政及以下的乡村社会管理体系），较早抉发，可资参看。
[[5]]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初版，据上海书店《民国丛书》本。另请参阅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20页。有学者认为，帝制时代的中国，“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参阅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W•古德《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166页。对此，尚恐还需再行探讨。
[[6]]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之5至6，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条有详细记载，中华书局2004年新版点校本。
[[10]]详细论证请参见刁培俊《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和《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中的相关部分。
[[11]]《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5。
[[12]]上述部分参考了郑世刚《宋代的乡和管》（《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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