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个人的理解，“社会结构”一词只怕难以有确切的科学定义。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各民族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寻求社会总人口的各种分类。例如可以按性别分男女，按年龄分老幼。北朝时，出现了按男子年龄分丁、中、老、小四等的划分，此后的一些朝代又作了变更。但此类划分显然与今人的社会结构的概念有别。《汉书》卷２４《食货志》提出“四民”的概念，说：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四民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长期流行，大体上可说是职业的划分。其中的士，后世或称“士大夫”。士大夫一词出现较早，但各个时代的词义又有差别，留待后面详述。在传世的《唐律疏议》中，则对唐朝的社会总人口规定了身份差别，其中主要有两类，一是“良贱”之别，良是指良人，即平民，贱则有部曲和奴婢两等。二是“官”和“庶人”之别，[㈠]但官员拥有的各种特权，在《唐律疏议》中也并未作全面而完整的规定。[㈡]

　　近代西方思潮冲击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众所周知，阶级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首创。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又有其鲜明的特色，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阶级，既有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又有经济上的剥削和被剥削，他们虽然广泛地使用阶级一词，却又从未对阶级一词下过定义。应当承认，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认识的一次飞跃。阶级区分不能说是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包举无遗，却是抓住了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和核心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以及阶级压迫和剥削是生产不发达的产物，只要生产发展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平，阶级是不可能用各种人为的、行政的手段加以消灭的，而只能改换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方式。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则是从经济范畴对阶级下了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应当说是一种粗线条的、大致的，而又是纯经济的，主要着眼于对生产资料是否占有或占有的多少和主次，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本身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体，而经济是基础，社会总人口的阶级区分首先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列宁这种纯经济的定义，却又难以对各民族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阶级区分，作出完备的概括。

　　例如利用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即使并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照样也可巧取豪夺，支配和享受超额的社会财富，这当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不能不纳入社会的剥削阶级的范畴，却无法用列宁上述的定义加以归纳。如果要较为科学地考察中国古代历朝的阶级结构，除了经济因素外，是不可能完全置政治因素于不顾的。至于文化因素，依笔者个人之见，只怕难以作为区分阶级的依据。

　　但是，社会既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如果将社会结构单纯地理解为阶级结构，无疑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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