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乡一里，少数县有乡无里，只有乾县和渭南县多数乡辖有二、三或五里。[55]宋朝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名实背离，而各地州县衙门和乡里的吏制差别颇大。从史料上看，有些地区设有乡长，[56]另一些记载中又有乡官，[57]但显然不是普遍的制度。据北宋的《两朝国史志》说：“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开宝七年，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58]所谓“废乡”，当然不是取消乡名，而只是取消乡的基层行政单位。里正的名目相当普遍地保留下来。在每乡只有一里的地方，里正和乡长也不会有区别。在部分地区，担任里正者不管乡里的事务，只是准备轮差州役衙前，到宋仁宗时，又明令废除里正。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是户长和耆长，他们的辖区则称管。
按宋朝吏制，户长和耆长都算乡役，耆长又称三大户，乃是沿用后周之制，以本管的三家上户轮流充任，其下设壮丁。户长和耆长的管辖区至少在某些地区是不同的。如福州共有６８乡，３０５里，在宋哲宗时设户长１３０人，耆长４４３人，则户长的管大，而耆长的管小。[59]明州定海县有“六乡”，而清泉乡“析为二管，总号七乡”，[60]五乡不分管，而一乡分两管，似可推论为五乡每乡即是一管。南宋湖州德清县还保留了管的名称，两个乡各辖五里，不分管，四个乡分别辖十里、十五里和二十里，在乡和里之间设管，[61]则辖五里的两乡也都是每乡一管。《八琼室金石补正》卷１１１《宋全等施石献床记》载有“怀州河内县清期乡弟二管西金城村”。绍兴府会稽县有“雷门东管第一乡”，[62]应是由乡分管，而后又将管改立为乡。此外，至少部分地区又将耆长的所辖的管称为耆，如四川泸州江安县原为一乡七里，后为“一乡一里八耆三十二都”，八耆包括罗力耆、罗隆耆等，其中一部分显然是原罗力里、罗隆里等改名。“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故结甲日以耆冠都”。[63]据明《喜靖彰德府志》卷８引宋相州地方志所载，当地只是管之下辖村。由此可知，宋朝的乡、里以及管或耆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可与前述南宋的登科录互相印证。
宋神宗时，推行保甲法，规定每五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后又改为二十五户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副保正。[64]接着，宋廷又下令废户长、耆长和壮丁，以保正取代耆长，另设承帖人隶属保正，以催税甲头取代户长。[65]宋哲宗时，又取消催税甲头，用大保长催税。[66]此后，宋朝乡村又出现了新的基层单位都保，一般简称都，有时也可简称保。前述江安县就是在八耆之下设三十二都。都往往以数字排列，如罗力耆下辖第一到第八都。都搀杂在乡里之间，又形成了更复杂的关系。如平江府常熟县各乡，乡下分都，都下分里。感化乡下辖第一到第七都，第一都下又辖虞山里等四里，但有的里又被几个都所分割。[67]徽州的一些县是乡下分里，而祁门县是乡下分都。如“归化乡在东，其都归仁、义成、沙溪”，[68]当地的都又不以数字排列。又如庆元府象山县则是在里下设保，政实乡“管里一，保十二”，里名美政里，保名乌石保、白石保等。按当地登记的户口数估计，每保的人口大致相当于一都保，应是指都保。[69]可见都保与原来的乡里之间的关系，也宋朝的村落多半是自然村，辖于里和都之下。如前述有“怀州河内县清期乡弟二管西金城村”。但彼此关系也不可一概而论，宋孝宗时，明州鄞县有丰乐乡“管里一，村二”，里名石柱里，村名乾坑村和故干村，但通远乡“管里一，村一”，里名李洪里，村名环村，[70]实际上是一个村同时又兼有乡名和里名。明州后升为庆元府，宋理宗时，奉化县的奉化乡辖“管、里二，村四：广平管，镇亭里，明化村、长汀村、茗山村、龙潭村”，其实是乡、管、里三者同地而异名。慈溪县金川乡“管里四，村三”，里名云山里、太平里、大川里和求贤里，村名太平村、招义村和千金村，又是里反而小于自然村。[71]再以华亭县为例，其胥浦乡“三保、九村，管里五”，则是都保大于里；长人乡“六保、十二村，管里三”，则是里大于都保。[72]
综上所述，自北宋到南宋前期，乡和里一直作为地名和户贯所在地。但到南宋晚期，乡，特别是里的概念有所淡化。自宋太祖开宝以后，乡村实际的基层行政单位大多是管或耆，宋神宗以后又改为都保。
在城市方面，宋时虽打破了前代坊和市的严格区分，仍将坊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于乡村，城市又打破城墙的限隔，向城墙外扩张，官府对城市的管理相当普遍地在坊之上设厢，有的大城市甚至设两级厢制。开封城内八厢，城外九厢，每厢下辖若干坊。后来又在厢之上设四个都厢。[73]《元史》卷６２《地理志》也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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