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到中期，前已引证《两朝国史志》所说，“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而宋朝仍沿袭旧制。宋神宗时，“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77]实际上，坊的头目不一定叫坊正，如福州一带则有坊虞候。[78]宋钦宗手诏中提及“城郭差坊正、副”，[79]可知坊正和副坊正仍是普遍设置的。

    厢一般设置厢官和厢吏、厢典，特别是在大城市，厢官的资序较高。[80]城市的防火是个大问题，按《庆元条法事类》卷８０《失火》规定，“诸州、县、镇、寨、城内每十家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负责防火。又如南宋时，福州在厢之下设社，用以防盗和防火。[81]

　　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城市的厢和坊，乡村的管、耆和都全是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责离不开治安、催税、户口和家产的登记等事务，但也有诸如赈济、防火、水利等地区性公共事务。如北宋名臣蔡襄规定，福州“诸坊只得管本地内争斗、火烛、奸盗、赌钱、杀牛公事”。[82]南宋后期黄震规定，抚州“应诸坊、厢委系贫乏妊妇无力养育之家，诉于临产之时，经坊长保明申上，支保产米一石，会子五贯”。[83]事实上，基层乡胥、坊正之类的事务是相当繁杂的。宋太宗至道时，怀州“河内县里正等申超分析到缘河两岸使水二十村，二百二十五户，浇得田土约六百八十馀顷”，[84]这是里正参与水利的记录。北宋前期，“纲运每有抛失官物，久例取凭地分村耆并全纲人照证，结军令罪保明，除破官物”。[85]参加科举者也须由“乡耆保验”，“村耆察访行止”。[86]如此之类，都是宋朝乡胥、坊正事务的一鳞半爪。

　　官府选拔基层政权的头目，一般是注意委任富有者。北宋规定“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耆长差第一、第二等户”。[87]保甲法规定，大保长和都、副保正都要选“物力最高者”。[88]又如南宋福州城内和城外草市，在厢之下设社，“以有产业人充社首、副”。[89]上述规定都反映了宋朝政权的阶级属性。

　　乡村和城市的基层行政单位头目，“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期会追呼，笞箠比较”，“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90]在传世的宋代史料中，他们一方面是上级官吏的勒索和凌蔑对象，甚至有倾家荡产者，但另一方面又舞法弄权，鱼肉乡里。这两方面的现象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基层行政的特色。

　　与前代相比，宋代社会的文化教育层次显然有所变化。这主要是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教育的发达，城乡的识字率有相当提高，识字的士人数激增。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应夸大，总的说来，在宋代的物质生产水平下，仍然不能摆脱统治阶级文化教育层次较高，而被统治阶级文化教育层次较低，文盲率很高的状态。当然，上述的总估计又不应绝对化，因为富贵者未必文化教育层次都高，而贫贱者未必文化教育层次都低，故本文在开头已经提及，今人事实上不可能以文化教育层次的高低划分阶级。

    在传世的史料，宋朝的社会下层有“极贫秀才”，需要救济。[91]如开封城里有个冯贯道，“举进士不偶”，“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月得钱不过数千，曾何足以宽衣食计”，[92]张九成在南宋初中状元前，“家贫，水菽不给，寓盐官东乡，作村教书”。[93]宋时乡村教师生活往往相当贫困，有个“唐教书”，即使在杨么水寨，也只是充当“不系出战人”，因为“饥困”，又向官府“归投就食”。[94]陆游的诗中曾描写一个乡村教师：“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教《百家姓》之类“村书”，[95]不需要高深的文化，但此人虽然穷困潦倒，还是深居简出，自视甚高。[96]

    从另一角度看，在宋朝的统治阶级中，即使是高官，也未必都有文化。如北宋名将杨业“不知书”，却是“忠烈武勇，有智谋”。[97]南宋大将刘光世虽是将门之子，然而在严州乌石寺题名时，“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98]韩世忠“生长兵间”，“不识字”，直到罢兵柄后，才学习填词。[99]除了科举出身外，如进纳、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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