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义田外，如义学田用于扶助宗族的教育，祭田用于祭祀祖先。由于赵氏皇族的人口日益繁衍，宋朝也规定了各种经济补助措施，其中包括“宗室官庄”。在北宋后期，光是南京应天府“南敦宗院有田四万四千顷，房廊二万三千六百馀间，而日患不给”，[39]其规模又非私人族产可比。在宋时的社会条件下，各种族田的经营方式大致都是出租。

　　五、族塾义学：宋朝专设宗学，使赵氏皇族普遍受教育。私人的族塾义学也有所发展，如南宋后期的宰相赵葵既设义田，“以厚其宗”，又设义学，“辟四斋”，“子弟六岁以上入小学，十二岁以上入大学”，“学规如岳麓、石鼓”。[40]“李仲永侍郎居浮梁之界田，晚年退闲”，“自立义学”，“招延师儒，召聚宗党”。[41]官员吴芾“方为义庄、义学、义冢，以俟宗族之贫者，而未克就”。[42]义冢也是一种族产，用于葬宗族的贫苦者。

　　六、家法族规：宋时有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家训、族规之类传世。例如宋真宗时，越州“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此后“二百三十六年”，“其号义门如故”。“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43]裘氏宗族有可能是一个农民的宗族，实际上有一些简单的规约。著名经学家陆九渊的宗族也“累世义居”于抚州金溪县。陆氏家族以“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附炊之米”“置历交收”。“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可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44]江州德安县陈氏义门有一部家法传世。[45]

　　七、祭祖：古人重视丧葬，往往聚族土葬，宗族有共同的墓地。如司马光的宗族，“诸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椁”。但到司马光六十六岁时，“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祖墓迫隘，尊卑长幼，前后积若干丧，久未之葬”，后来在“祖墓之西，相地为新墓，称家之有无，一旦悉举而葬之”。司马宗族的户贯在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而墓地在夏川乡。[46]宗族祭祀的另一重要场所是宗庙、家庙或祠堂。皇帝设宗庙，一定品级的文武大臣设家庙，经南宋朱熹的倡导，不够立家庙的宗族可设祠堂。北宋名臣富弼致仕后，“每早作”，“赡礼家庙”。[47]宋神宗“皇后侄向子骞妻周氏”不信神佛，“但默祷家庙求祐”。[48]此类场所其实是将敬祖和信神混为一体。陆九渊的宗族，“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49]

　　按照儒家的伦理，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强调敬宗收族，倡导宗族内部的敦睦、亲善和互助，上述的规制都是旨在凝聚宗族的血缘关系。但从另一角度看，私有制的存在，又不能不成为宗族组织和关系的涣散剂。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就记录了不少宗族内部围绕着财产而发生的各种纠纷，以至引起诉讼。[50]

　　中国古代的聚落组织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51]大致始自秦国商鞅“令民为什伍”以来，确立了秦汉时代乡、亭、里的基层体制。[52]但长时期内，城乡的基层组织看来没有明确区分，城市基层组织也可称坊，而坊与里常可混称，[53]直到唐宋时，城乡的基层组织有了相当严格的区分，这也反映了城市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

　　宋朝沿袭唐制，乡村中有乡和里，城市中有坊，但乡和里更重要的是作为地名和人们的户贯。今人所用的籍贯，古代其实是区别为籍和贯，前辈学者王毓铨先生对此已有考订。贯有户贯、乡贯、本贯、祖贯等名目。[54]从北宋到南宋，尽管乡村基层组织有所变迁，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看，直到南宋前期，乡村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乡和里，只有个别不用乡或里，而用村、镇或社，而坊郭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和坊。但在南宋晚期的《宝祐登科录》中，坊郭户贯仍用州、县和坊，而乡村户贯有的只用州和县，有的兼用乡，而兼用里者较少。

　　宋朝乡村一般是县之下分若干乡，乡之下又分若干里，但也有一县设一乡，一乡管一里或乡下无里的情况。如宋神宗熙宁时京兆府所辖，多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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