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因素，不能不涉及士大夫一词。我曾与韩国的李锡炫先生讨论韩国学者感兴趣的士大夫问题，认为宋朝的士大夫与官户，甚至官户中的文官都不能混同或等同，更不论将士大夫与地主阶级混同和等同。

    士大夫在古代大致是指官吏，如《周礼·考工记》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荀子·君道》说：“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但有时也作文士，如《韩非子·诡使》说：“今士大夫不羞汙泥丑辱而宦。”有时又作军队的将士而言，如《史记》卷１０９《李将军列传》说，李广“引刀自颈，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司马迁评论说：“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此处的“士大夫”其实也可点断，作“士、大夫”。

　　士大夫一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也可以指官员中的某些文官，却不能包括其家属，这与官户作为一个家庭，显然有别。如《陈亮集》（增订本）卷３５《陈性之墓志铭》说：“一日，与乡士大夫过予，自命行庖具饭。”《方元卿墓志铭》说：“谱谍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谱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见者，盖仅有之，而况崛起田庐，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坠，是亦可尚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讳耸者以有家，至其子超，孙允修，资日以钜，遂为邑之望族。”看来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没有官位者也可称士大夫，这又是与官户的一大区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２１熙宁四年三月戊子载宋神宗与文彦博的谈话：“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此处的士大夫一词当然是指有官位者，但由于宋朝的官员有复杂的出身和流品，如前所述，除了文官与武官之别，即使在文官中也有各种出身，有的文化很低，显然不能统称士大夫。宋朝的武官也不能与现代意义的军官等同。此外，有些文士由于各种原因，又不能拥有文官的头衔。

　　北宋末到南宋初，曹组和曹勋父子其实是标准的文士，曹组“宣和中，以閤门宣赞舍人为睿思殿应制，以占对开敏得幸”，充当宋徽宗的文学侍臣，向皇帝进献《艮岳赋》和《艮岳百咏诗》。曹勋“用恩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为武吏如故”。曹勋“不闲武艺”，也从未参加军事，却以武官的序列升迁，最后官至节度使和太尉。[101]另有一个韩公裔，“初以三馆吏补官，掌韦贤妃阁笺奏，寻充康王府内知客”。北宋后期，三馆是秘书省的别名，在秘书省充吏胥，往往须有较高的文化要求。宋高宗生母韦氏原先在宋宫中的地位不高，最高只是位居婉容，在嫔之列，直到宋钦宗命康王赵构第二次出使时，才下令将韦婉容升迁龙德宫贤妃。所谓“掌韦贤妃阁笺奏”，乃是后来的追述。在韩公裔充任笺奏时，至高也是称掌韦婉容阁笺奏，还不一定是官的差遣，而有可能只是吏的差遣，但文字能力显然较强。[102]按宋时的制度和惯例，吏胥出身的官员，在官场中是受到某些岐视的。韩公裔虽然攀龙附凤，却还是以武官的序列升迁，后来官至节度使，死后赠太尉。[103]

　　由于宋朝长期实行文官政治，确立了重文轻武的传统，文武流品区别森严。宋人称“近时文士鄙薄武人过甚，指其僚属，无贤不肖，谓之‘从’”，[104]至有“士大夫多耻从军”之说。[105]南宋初有两个陈桷，“秦会之（桧）为相，高宗忽问：‘陈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闲却，当与一差遣。’会之乃缪以元承为对，云：‘今从韩世忠，辟为宣司参议官。’元承、季任，适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岂肯从军耶？’”[106]唯有科举出身的文官，才算是当之无愧的士大夫，武官当然不算士大夫。甚至士大夫在军中充当幕僚，也被视为降低身份，而受到嗤笑。如曹组、曹勋父子和韩公裔之类武官，在今人看来，是可以归入士大夫之列，但在宋时的一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眼里，只怕也难以认定他们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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