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修族谱：宋朝赵氏皇族有《皇帝玉牒》、《宗支属籍》、《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仙源类谱》等，[25]《宋史》卷２１５《宗室世系表》说：“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可谓繁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录，有图，有谱，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属之远近，列其男女昏因及官爵叙迁，而著其功罪、生死岁月，虽封国之制不可以复古，而宗法之严，恩礼之厚，亦可概见。”但玉牒之类只是官修的皇族族谱。

    至于私家族谱，自从北宋中期欧阳修和苏洵倡导以后，士大夫们私修族谱的风气开始兴盛起来。程颢、程颐和张载都说：“宗子法废，后世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26]修族谱，就成为重建宗族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措施。但此类族谱往往攀附历史上的名人当祖先。如王安石著《许氏世谱》，实际上是以三国魏时的许据为始祖，却又追溯到邈远的神农氏，并历述西周到两汉的许姓名人。[27]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家谱说，“文氏之先，出陈公子完，以谥为氏，与翼祖（宋太祖祖父赵敬）讳同”。“其后有韶，汉末为扬州刺史。自韶以来，世乃可谱”。[28]宋人私修族谱的数量相当可观，“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以至连修族谱的倡导者之一苏洵和苏轼一族的谱牒，也“不免”有误。[29]人口流动，名门望族盛衰不常，也都影响了族谱记录的准确性。宋时民间的族谱也是多种多样，如有宗枝图、宗图等名目。[30]

　　二、族长和房长的设置：程颢、程颐和张载所提倡的“立宗子法”，其具体实践就是宗族之下分房，分别设族长和房长。宋朝皇族就是在宗族之下分房，如宋太祖两个儿子燕王赵德昭和秦王赵德芳，其世系表就称燕王房和秦王房，但降及后世，每房的人群也十分庞大。《夷坚丁志》卷６《陈墓杉木》载，建阳“陈族十二房”，“诸陈各有田三、二十亩”，后“数房荡析”，这显然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宗族。族长和房长主持本族和本房的某些事务，其推举方式难以一概而论，但有的宗族无疑是推举仕宦者。《名公书判清明集》从立继、财产诉讼、掌管族产、收养孤幼等角度，有若干关于族长和房长事权的记录。按宋朝法律，“户绝命继，从房族尊长之命”。如“有王圣沐者，号称族长，握继立之权”。梁居正死，“梁太行房长之事”，“主居正之丧”。有刘珵卖子刘元老，官员翁甫“牒押往族长刘万二宣教（郎）宅，听从收养”。义庄由“族长主其收支”。[31]

　　三、排行：唐宋时期流行排行，同辈的兄弟和姐妹分别按同一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或更远的祖先排行，无疑是须以族谱为据。在宋代史料中，排行随处可见，可惜缺乏完整的记录。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王七府判儿，唤做王七三官人”。父亲是通判，排行第七，儿子排行第七十三。陈亮在祝文和祭文中，称“三五伯祖”和“三七叔祖”，又称祖父母和父母为“皇祖三六承节、皇祖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32]“承节”是承节郎的简称，孺人本是外命妇的一种封号，但此处与府君同属尊称。文天祥排行“第千一”，称弟文璧为“千二哥”，妹文懿孙为“百五贤妹”，是男女分别排行。[3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７《立继有据不为户绝》载“吴琛有女四人，子一人”，从二十四排行到二十八，又是男女混合排行。排行既是社会习俗，用作称呼，也是宗族制度的组成部分，用以维系同辈人的宗族关系。

　　四、族产：宋朝的族产成为凝聚宗族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名门望族往往三世而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稳定，在家产之外，另设宗族共同的族产，就尤为必要。族产的名目繁多，但在农业社会中，主要是田地和宅舍。宋仁宗时，范仲淹首创义田，并且亲自订立十三条规矩，其后子孙又陆续增订。范仲淹与其兄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宋理宗时，范氏宗族有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长洲县“义庄田二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34]此后义田的风气渐盛，如北宋官员谢景初“有田在苏、杭，岁入千斛，[35]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36]李师中“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至今号义庄”。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37]一个并未得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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