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处于生存危机的农民来说，极其需要和最渴望的是取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从而也最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只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不能解决乡村问题的全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情，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后，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从而有了解决乡村危机和复兴中国革命的基点。在抗日战争中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颁布了“五四指示”，适时地变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为减租减息，从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乡村危机，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而且也由此日益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正由于得到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现实可靠力量，不再是孤独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振臂一呼、应者如云，革命之火呈燎原之势，在挫折中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发现农民、重视农村、解决乡村危机、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没有乡村危机的解决，民族危机难以消除，乡村危机的完全解决又以民族独立为条件，但双重危机解决的起点是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使耕者有其田。事实上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里，工业化的大规模进步也必须建立在农村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否则老是会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即所谓的市场危机，这是为近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反复证明了的。

    近代中国仍是一个农业社会，乡村贫困、落后、日益危机是基本的国情，研究和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革命，不能忽视农民和农村问题。如不能正确对待和解决乡村和农民问题，拯救中国、改造中国和建设中国就是一句空话。本文从乡村危机出发，简略地探讨了乡村危机与近代百年中国政治格局演变的关系，目的在于进一步深化对近代社会历史的理解，但决不是把乡村问题看作为解开百年历史全貌的万能钥匙。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社会是一个大系统，诸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乡村危机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中只是历史合力因素中较重要的一个。但不深入研究乡村，难以将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