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李鸿章兄弟六人，仅在合肥一地，每人平均就约有10万亩土地。 他们的中下级将领也多购置田产，成为大大小小的地主。这些军阀地主一般来说，在剥削农民方面比以往的乡绅地主更凶恶。在军事频繁军人地位也因而日益显赫的晚清，有着军权的暴发户地主，往往不讲道理，肆意敲诈广大人民。二、它未能象以往的农民大起义那样逼使政府轻徭薄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相反由于西方列强对华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侵略的日益加深，以及晚清政府为“求强求富”而大兴洋务，从而使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增无减。西方列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赔不胜赔的战争赔款、传统乡村经济的衰落以及凭借种种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与在华特权对中国新式工商业的压迫和摧残；清政府所举办的主要包括编练新军、举办军民用工矿企业、新式教育以及兴修铁路等洋务事业，客观上讲，在当时都是具有进步性质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也是利国利民的，但这些洋务事业都需要巨额资金，对一个农业国度来说，其资金只能通过田赋等途径剥夺广大农民而得，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农村的衰落。据统计，自1868-1908年间， 各省田赋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加，增加量从50%至900%不等。 另据康熙52年（1713年）至光绪29年（1903年）的统计，漕粮税率增加了210%，附加税增长了128%。 正如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一日《国风报》所指出的：“夫国中贫民， 以农为唯一之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以自给者，今则岁暖而号寒，年丰而啼饥矣。”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先进文明的示范和刺激下、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的统治而开始的，它势必缺乏现代化所赖以顺利进行的种种前提条件，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当时的农村处于危机中，农民自身的生存即成问题，根本无法从资金、市场等方面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在这种困境中，只能是在不断扶植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来从事现代化建设。否则，则是杀鸡取卵。事实正是这样，清政府在镇压农民大起义以后，虽然开始了以洋务为内容的现代化事业，但对解决农村危机无所作为。封建统治者认识不到乡村危机产生的根源，即便有所认识，也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而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缓和乡村危机。纵观晚清政府挽救农村的措施，除了开垦荒地、遇灾放赈外，便是办了几所有名无实的农业学校和模范试验工场。这些机构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微，且由于人才缺乏、资金困难，以致难有大的进步；同时也由于农村的衰落及由此而造成的愚昧和保守，新技术新方法很少能在乡村传播，其结果只能是乡村无所进步，而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则不断加重。近代乡村在发展的行程中，传统的障碍因素一点也未去除，而新的阻碍因素则不断增加，在种种束缚中只能是日趋衰落。由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社会自身也开始了以资本主义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它们构成了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中国乡村危机也由传统危机转化为近代危机。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广大农民，在无望中只能是铤而走险，寄希望于以暴力来改善自身的悲惨命运。
自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大规模的旧式农民起义走向式微，但小范围的农民暴动不断。危机中的乡村始终以武器批判的形式直接冲击着清朝的封建统治。晚清乡村民变频繁，有抗捐抗税斗争，有抢米风潮，有抗租斗争和反洋教运动，有的酝酿成为较大的农民起义。规模较大的义和团运动应说是乡村危机的又一次大爆发，反洋教的背后是农民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对于晚清各类民变的次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海外学者杨庆堃根据清代历朝实录，曾对此作过定量分析。据杨氏统计，1836-1845 年民变次数为246次，1846-1855年为933次，1856-1865年为2332次，1866-1875年为909次，1876-1885年为385次，1886-1895年为314次，1895-1911年为653次。 杨氏的统计肯定低于实际数。另据张振鹍等辑《清末民变表》统计，1902-1911 年间，除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多达1131次。 22 省无处不有。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不是在乡村危机及农民为自身生存而掀起的起义狂飙中完成的。近代中国虽然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而使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部分变异，但历史事实证明乡村与农民在政权更替中的主导作用仍未有多大改变。正是这些呈燎原之势的农民“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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