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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魏晋至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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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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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而杨际平《隋文帝罢郡裁冗释疑一一兼论隋朝的并省与析置州县》(《北朝研究》1992年第3期)却认为隋文帝开皇初废郡时确曾有过并省州县和裁冗之举。陆庆夫《关于隋朝改革地方机构问题的几点辨析》(《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也认为隋文帝罢郡的同时也裁汰冗官，并提出罢郡的首倡者应是苏威，而不是杨尚希。同时指出隋炀帝在地方机构改革中的主要业绩有两点：一是并省州县，继续精简机构；二是改州为郡，进一步削弱地方权限，加强中央集权。相对而言，台湾学者杨德权的研究则深入细致得多。他的《从“罢郡存州”到“改州为郡”一一隋代河北政区调整个案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以隋代河北政区的调整为个案，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认为，隋初继承北齐废县后的政区结构，开皇三年的改革以废郡为主；之后大量增置新县，以开皇十六年为最，增置县多集中在太行山东麓与河北南部，东部、北部较少。增置县的普遍分布配合开皇十五年废州县乡官等措施，强化了国家统御地域社会的能力，削弱了数百年来士族动员地域社会的能力。在州的层级，开皇十年以前着重调节州县统辖关系，但开皇十六年大幅置州，导致州的统辖关系的失衡；开皇十六年析州时的空间参考架构是开皇三年罢废的郡。大业政区的调整，在县的层面着重县治距离的合理规划，罢废距离过近的县，将县治平均距离提高至60—70里左右。同时，大业改革也降低了置县与户数的关联，表明大业调整是基于行政优先性的考量。在州、郡层级，大业“改州为郡”也是基于行政优先性，针对开皇后期州县统辖关系的失调，作出合理的调整。无论是郡县统辖关系或空间结构，大业政区与开皇六年政区的相近，说明“改州为郡”的意义不在创新而有其继承的一面，基于行政的立场，回归开皇中期合理的政区结构。因此，大业“改州为郡”的历史意义，应定位于将开皇十六年逸出行政合理规范的政区结构，重新导回合理政区结构的努力。严耕望《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香港《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则从隋代地方结构改革的角度解释了隋代致富的原因。
郡县制度。吐鲁番文书的出土，对研究高昌郡的各种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在认真考察了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的郡府僚属、军府僚属、县僚属及乡、里、伍基层组织之后，认为高昌郡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和内地郡县相一致。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考察了高昌郡府文书的文种及程式，也得出十六国至隋唐时期高昌地区在文化、文书制度上也与内地浑为一体的结论。关于高昌郡的军事制度，唐长孺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军事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认为北凉时期的高昌郡兵士来源有二：一是征发或招募，二是谪戍，兵士都是出于当地编户。最高军事长官是太守，具体管理军事的是兵曹。郡兵分中军和外军，基本军事编制为幢，每幢领兵大致百人以上。幢内又有兵种之分。中军守护太守官衙的有赜骑、箱直等，总称为帐内。柳洪亮《高昌郡官府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文史》总43辑)通过对高昌郡府公文案卷的整理，再现了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认为在太守与诸曹之间有一个协助太守总领诸曹事的中枢机关，诸曹呈文送中枢机关经主簿等僚属署位签发，再送校曹审议，校曹主簿署位后呈太守画诺，这是上行的过程。太守画诺后，校曹登记公文内容撮要注簿存案，原件有联缝处还要由校曹主簿署缝，然后送诸曹中枢办事机关作为其执行的依据。这一中枢机关，将画诺原件留存为案，另外行文通知有关曹司执行，《通知》拟好后由主簿等官吏签发。主簿等官吏的职权，是通过署位来实现的。薛瑞泽《北魏县令长的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认为县级行政机构是北魏中央政府行使对地方有效管辖的重要机构。北魏政府对县令长的选拔非常重视，县令长应具备一定的才能。县令长的职责是负责全县的财政经济事务，督促百姓勤于农耕，维持一县的社会治安，举荐政府所需的人才。县令长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双重照顾。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认为郡县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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